教师读书笔记 读《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有感.docxVIP

教师读书笔记 读《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有感　　看到《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这个标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作者如何定义“西”，因为这关乎着这篇文章的时间起点。从全球史观来说，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但具体到中西关系从何时定义起，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　　作者将欧洲定义为“西”，主要从明朝中叶中西海通时候作为行文的起点，在谈及主要谈及鸦片战争前期的中英商贸发展，文化碰撞乃至冲突。　　1757年，清政府由于各国来华商人众多、各国关系复杂带来很大的管理难度，遂将海路贸易严格限定在广州洋行进行，俗称“广州十三行”。广州行商是由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他们开设洋行多称为“十三行”，是官府与西人之间的联络媒介，具有代表官府对西方商人群体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身份。”　　广州体制的核心是行商制度。行商有通事和买办两种，买办地位较通事更低。通事“常代西方商人与官府沟通，处理税务及其他贸易事务，提供有关商业信息，陪同西人在广州附近地区游历”。而外国人较多地使用买办，是从18世纪中叶西方对华贸易大规模扩展之时开始的。买办由行商担保，由官府（粤海关监督、番禺县或澳门同知）颁给执照。买办有商馆买办与商船买办的区分，商馆买办的职责是为广州的外国商馆提供生活服务，商船买办主要为到广州黄埔的西方商船提供服务，尤其是提供船只仆役，兼为其采办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　　但从18世纪后期，行商制度的缺陷在商欠问题上得到集中的体现。所谓商欠，主要指行商所欠外商债务，又称“行欠”。1837年，发生了兴泰行商欠案，涉及的债务达到200多万元。两广总督邓廷桢对兴泰行商欠进行了调查，经中外商人与官府一起核实债务数目，最后确定了由所有未破产的行商分八年半摊还的赔偿方案。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赔偿尚未完成。其后，兴泰行剩余的债款和其他的商欠款一起，成为《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的一部分。　　导致行商体制不断发生重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行商的经营模式存在先天性的缺陷——资金不足，举借外债的年利息高达12%—20%，外商贷款又常常以实物的形式付予，即将进口货作为贷款交行商售卖，回款再以茶叶等。这就要求行商在内销进口货和外销出口货的环节都要赚钱，后者内销或外销一者的利润能超过另一者的亏损，才能维持经营出口货抵还。但进口的棉花和纺织品经常滞销，如果外销茶叶的利润下降，那么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行商制度发生危机。　　其二，行商体制中的连带责任制，使行商经常面临集体风险。。所谓连带责任制度，即每一个新行商获准设立洋行时，都由其他所有行商提供信用担保。如有其中一个商行发生债务危机，多经由广东当局的行政权力进行债务追缴，多把债务平摊到其他行商身上、分期偿还。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往往导致行商不堪承其重，接连破产。　　其三，官府榨取与自身挥霍无度，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而当广东政府力图废除这种“体制性缺陷”的制度时候，缺遭受到英国散商的极力反对。　　其实，从现代视野来看，国家替本国商人偿还债务，似无不可。　　但在当时“广州体制”内的行商和外商博弈此起彼伏，总体趋势而言是行商势力削弱，外商势力增强，在最主要的茶叶贸易之中，不少行商居然要去讨得外商欢心，甚至沦为外商的债务人，外商势盛可见一斑。　　这些来华商人（外商）“是鸦片战争前影响中西关系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中西之间一系列交涉事件，都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中英之间从对抗走向战争的主要背景，就是英商在努力获取利益的过程中与中国官府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18世纪末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开始，英国政府就为其商业利益与中国政府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对中英关系施加持续性影响，直到矛盾最激化时，它才作为主角登场。因此，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主要线索，是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商人与中国官府间关系的变化，而非中、英政府间的对抗。”　　“广州体制（中称‘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由行商充当外国来粤商船的保商，并代理外商的纳税事务。但1834年后，行商却悄然地退出代收关税的事务。经过中西商人的某种安排，粤海关税进口的缴纳方式，已由行商代纳变为进口商（外商）自行缴纳。这无疑悄悄地然而是非法地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部分地消除了行商对外商进行管制的一个途径。”　　可以看出，不论是“广州体制”还是“闭关锁国”，清政府对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多是居于优先地位，在政治（包含礼仪争执背后的政治考量）稳定的前提下，它才考虑更多地从外商中获取经济利益，但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插手经济利益获取的渠道和途径，只是在乎最后的结果（经济收益）。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的演变，其从清朝执政者的外商中的鸦片贸易的态度转变，结合英国当时托利党、辉格党的党争和党魁主张的变化，非常细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