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者无罪(篇).docVIP

PAGE PAGE 1言之者无罪(5篇) 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关于言之者无罪的资料5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就爱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篇一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出自】《诗序》 【直译】 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没有罪过的。听取的人要引以为戒。 【典故】 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元稹（因其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故又称“元九”）是好朋友，他们文学创作观点相同，诗风相近，并称为“元白”。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要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 这句话原本是《诗序》中提出的关于诗歌教化作用的看法，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白居易在给元稹谈诗的一封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诗歌创作要恢复《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这里的“言者”是指诗人。因为诗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言语”。后人引用这句话，又赋予了新一层意义，即不要苛求批评者，而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提意见的人没有罪过，听意见的人哪怕别人的批评不合格，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篇二 ——《罗马革命》与光武帝的起家（3） 彭小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0月23日 ? 15 版） 汉语的一些细微变化有时候让我们失去传统文化里面很宝贵的东西。现在“言者无罪，闻者自戒”这个成语，一般是说要宽容提意见的人，似乎大胆提出意见总是对的，甚至说错也没有关系。《后汉书》记载李云上书反对桓帝重用宦官。范晔对此的看法是，李云有学识，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不善于沟通。他并未取得皇帝的信任在先，却言辞严厉激烈，被皇帝认为是在诽谤自己；他直言进谏惹来杀身之祸，却并未达到良好的效果。范晔评论说，“礼有五谏，讽为上。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也就是说，在范晔看来，当人们，尤其是文人，对政治有不同意见时，并非粗暴大胆地提出便是值得赞许的，可贵的是能够与对方建立良好的沟通。 赛姆在《罗马革命》末尾几章以及在他后来对塔西佗和萨卢斯特的研究中都论及文人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的关系。赛姆对奥古斯都夺权的方式批评很犀利，认为迹近希勒特和墨索里尼的行径，但是对他统治后期的政治却有宽容的评价。元首制意味着罗马皇帝拥有全权，但是这一权力并非是专断和任意的，反而比共和国晚期的贵族寡头统治有更加宽泛的社会基础。用赛姆不无偏见的话说，罗马的绝对皇权是“获得民众同意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它和东方的君主有所不同，罗马人还没有堕落得那么低下。完全的自由从来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完全的奴役也难以为人容忍。元首制选择了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新政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宣传，借此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罗马文人的支持，也是在皇帝与他们的互动之中完成的。赛姆和西方学者有时候把文人对共和国的怀念和对君主制的批评理解为“抵制”，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反对派的观点是新政合法性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 赛姆强调指出，屋大维所建立的元首制是一种有限的君主制，把共和国晚期蜕变为贵族寡头统治的共和政治改造成更好地代表帝国各阶层和各地民众的君主制，具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以至于在屋大维本人去世之后，这一新政还能稳定地延续下去，以秩序和繁荣博得人民的支持。罗马帝国也一直没有稳固的世袭制，《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说“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正因为如此，屋大维对共和传统的尊敬不宜看作是伪善或者是策略，而是反映出他在两个方面严肃的政治倾向。一是他坚信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与以往的共和传统有内在联系的，尤其是继承了保民官传统和执政官之军事统帅权力。二是由这样的思路出发，屋大维很自然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支持文人对共和传统的怀念和颂扬。 新政所刻意塑造的文化氛围适应帝国各地民众的品味和需求，使他们具有一个帝国成员应有的自豪感，其中包括修复大量的神庙，加强对传统宗教的虔敬；赞美节俭，提倡保守的家庭观念，鼓励多生育，处罚奢侈和淫乱的风俗；崇尚武力，奖励军功，任命出身寒微者为军团长官，甚至提拔他们入元老院。著名的诗人贺拉斯、维吉尔，历史学家李维，都是新政的讴歌者，他们着力渲染历史的延续性，将共和国传统与帝国秩序处理得水乳交融。当然不和谐之声音是不可避免的。屋大维对说他坏话的人很生气，但是不愿意严厉处罚他们，并告诫为此紧张的提比略说，“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被年轻人的激动所影响，如果有人说我本人的坏话也别看得太严重；只要没有人能对我们做坏事，我们就应该满意了”（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第79页）。毁谤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也是共和晚期动乱和内战中贵族们摧毁政敌的卑劣手段之一。罗马的街头、澡堂和公共卫生设施里面都涂画着政治漫画和流言蜚语，甚至恺撒在举行凯旋式进城的时候还会被深爱他的老兵们戏称为“好色的秃头”。这样的氛围在帝国时期是不被多数人所容忍的，于是毁谤入罪逐渐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