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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王思鲁 　　 ————庭辩艺术鉴赏丛书之二———— 《无罪辩护——直击王者之辩 开启成功之门》 前言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王思鲁) 【金玉良言】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 【金玉良言】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 【金玉良言】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应该承认，在时下的司法环境中，无罪辩护走得相当曲折。因为评价案件质量的指标之一是无罪判决率的高低，因此导致有关部门及人士对无罪判决率的空前追求，上至上级领导，下至本院领导一而再地三令五申，某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把“若干年无罪判决率是零”作为成绩大肆渲染，另有一些部门甚至将无罪判决率与评优和提职等联系起来，从而助长了司法机关乃至其工作人员对无罪判决率的疯狂追逐。而法院往往也因受到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影响，束手无策，为避免重重障碍，作出的无罪判决寥寥无几。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在中国，成功的无罪辩护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43.7万件，其中，免予刑事处分的占1．42%；宣告无罪的只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五年来，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对不构成犯罪的1万多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万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立法精神。 但是好景不长，在2002年之后，无罪辩护成功率在中国又呈下滑趋势。据《最高检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无罪判决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 应该坦然，现实中，可以说“无罪判决难，难于上青天”。是否应采纳无罪证据，是否应作出无罪判决，释放被告人，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和证据事实的问题，而是要受到环境或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是重配合而轻制约的，形成了无须戳破的“秘密”──公检法仍然是一家。由于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主线，法院的无罪判决又被作为衡量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办了“错案”的标准，进而作为决定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因此，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时通常会很“慎重”，公安、检察机关的利益首当其冲地成为重要的考虑对象，十分看重与同在党的领导下的公、检、法机关的协商解决。这种公、检、法机关内部协调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作经验来炫耀。法院拿到案件后，先进行审查，觉得有问题，就让检察院撤回去，另作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实报实销”（被告人已经被关了多久、就判处多长刑期）、对在押被告人判处缓刑、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等等，都是一种折衷的“双赢”处理方法。法院作出这种处理后，公安、检察人员即可摆脱“错案”的追究责任，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必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被告人也因从羁押中重获自由，往往会“见好就收”，默默接受司法机关给的“难能可贵的自由”，而不再话语！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颁行后，许多人以为律师的冬天终于过去，春天欣然地来临，刑事辩护律师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但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自新法实施至今，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却越来越多，刑事辩护愈来愈难。某些司法人员法律意识淡簿，法律水平一般，可“官本位”思想严重，他们将司法机关视为“衙门”，时常对律师作威作福，《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更是被用作“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利剑”，高高地悬在律师的头上，准备在关键时候落下，给律师点颜色看看。遇到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相左或新的观点、论据时，他们就“竭尽全力”地或压制，或打击。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