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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穷人银行 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提出的全新的概念，这一概念发出强烈的信号，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将着力于此。 　　 　　 一、收入差距过大损害经济增长，解决穷人脱贫致富迫在眉睫 　　 　　 包容性增长就其内涵而言，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涵义。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这是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共享，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包括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语境剖析，随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会通过一系列财富、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效应损害经济增长。就财富效应而言，贫困人口无法投资于教育或创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伴随着再分配的是很高的社会成本。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对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纵经济，改变政策从而获利，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损害。 　　 因此，应该把“包容性增长”与解决目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结合起来，否则，怎样发展都无法破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穷人却无路、无力可富的困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对穷人的包容，让穷人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去，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要更好地实现对穷人的经济包容，首先要厘清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另一种则是由个人的工作努力与劳动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包括如宗教信仰,家庭财富与特权、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机会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它们通常是由制度，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必需通过公共政策手段来消除。其次，由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则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我们所指的穷人是第一种原因造成的贫困人群，要使这类群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也要让其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成功实践为穷人开办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认为，贫穷并不是因为穷人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而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所以，解决穷人的经济包容问题，必须从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开始，解决穷人的信贷权利贫困问题。 　　 　　 二、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服务穷人 　　 　　 尤努斯与格莱珉模式证明，只有通过发展真正意义上为穷人服务的小额贷款，增加穷困群体自助、自雇性就业，才能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消除持久贫穷，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我国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没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能够发展得这么好，甚至是全世界还款率最高的一个银行？我想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对格莱珉模式实质领悟不到位。 　　 我国大多数金融创新仍旧是基于传统信贷理念上进行的，一直以商业化为主要方向，结果导致官办银行不会贷款给穷人，其原因有：一是官办银行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导向和主要目标，自然嫌贫爱富，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缺乏向比较效益低的穷人提供贷款的积极性。二是官办银行在贫困地区网点少，缺乏机构和人员，重新配置的成本太大。三是官办银行长期以来的经营对象主要是企业，不熟悉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缺少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经验。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96％是贫困妇女，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而且不需要抵押。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是它的一大特色，如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使他们在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后来为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再如，为了保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