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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管理教育性 　　在多年思考和研究学校管理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教育与管理的冲突问题值得关注，也就自然地将二者各自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由此生成了“教育性管理”或“管理的教育性”的命题。 　　 　　一、管理和教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 　　 　　我曾经在一所学校连续听了两节语文课。第一节是一节古文课，由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执教。学生们将作业本摊在桌子上，逐字逐句地跟着老师翻译古文。师生的态度都非常严谨，听说这位教师的教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课堂有些沉闷。第二节课是由一位30多岁的男教师讲杨振宁先生写的《邓稼先》，教师挥洒自如，学生也显得很活跃，但师生在一些关键点上把握不太到位。显然这是两位风格不同的教师。仔细体会，这不仅是教学风格问题，而且是在教学中的不同侧重点的问题。可以想象，长期分别跟着这两位教师学习，学生之间一定会形成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差异，还会是学习习惯上的差异以及学习的兴趣点和特长的差异。 　　由此想到很多家长关于“选学校”不如“选教师”的说法。是呀，一个学生一旦跟了一位教师，一跟就是几年。如果遇到上面提到的两位教师，还算是幸运的；如果遇到的是一个“讲不清楚”的教师，那么学生的命运可就令人担忧了。 　　为此，我问过不少校长：能否在3年期间让几位语文教师给学生上课，或让一位学生可以享受到几位语文教师的课?仅有一些职业学校的校长说在他们的学校可以这样做。普通学校的校长几乎都认为这不可能，他们说，对教师的评价是与学生3年的最终考试结果挂钩的，如果按笔者的提议去配置教师的话，就很难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了。我这才恍然大悟，普通学校实行的是“包产到户”的管理!是“包产到户”在决定着学生的命运。从愿望和理念上，校长们都觉得作一定的改变会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但从管理的现实看这样的改变很难实行。这不正是管理与教育之间的一种冲突吗? 　　在教育中，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与教育在本性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管理追求的是安全、有序、效率、经济；而教育追求的是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发展性，这种追求需要以一定的宽松、自由、等待为条件。因此，二者天生就有相对立的一面。再加上相对而言，管理是显性的、具体的、更有权力的，因而是更强势的；而教育则往往是较隐性的、更为终极的、弱势的。人们往往容易受到具体目的的影响而“顾不上”终极目的，因而，教育更有可能受到管理的控制和“侵蚀”。从而造成“管理的反教育性”，而管理直接决定教育者的教育行为，管理的反教育性演变为教育行为的反教育性。这种“反教育性”是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管理工作者需要特别反思和警惕的内容。管理的或者说教育的“反教育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管理的反智力性 　　什么是反智力?反智力就是不利于学生智力发展。什么是智力呢?虽然目前对这个概念还一直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知道，智力的发展总是与兴趣、自由、努力等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课程改革的领导人物布鲁纳对当时的美国学校教育进行批评的焦点就集中在学校教育的反智力性上：“对不同的儿童来说，学校作业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一些儿童来说，是取得父母赞赏的途径；对另一些儿童来说，则是闯进同辈社交世界的手段，只要用最小的努力来处理就‘过得去’。学校的教育可能是反智力的，或者完全相反。”…“虽然我们对教育如此推崇，但我们对教育内容的注意却非常不够：笼统地提一下‘读、写、算’似乎已经够了。在我们国家里，行动已经被当做思想有无效果的标记了，而且我们也许比任何其他主要的西方大国更多地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想象为一个张开的裂口。” 　　布鲁纳指出的学校教育反智力性现象主要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是否也存在反智力性现象?同样存在!反思中国的学校教育，虽然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也正在推进课程改革，但是应试仍然是主旋律。应试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层层加码的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应试就成了片面应试。所谓层层加码，指的是家长要分，各级领导也要分，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只能紧盯着分，并为了高分，只能不断侵占学生的时间和空间，学生没有了自主、自由，失去了探究的可能，也没有了满足和发展兴趣的可能。这显然是与促进学生智力发展背道而驰的。在这种反智力性现象中，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现在，中央特别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就要在管理上给教育松绑，给教师和学生更多自主自由的空间。 　　2．管理的反道德性 　　这里的反道德指的是与道德背道而驰，即与道德相反。反道德是与道德、不道德并列的概念。 　　管理往往是要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学校管理同样如此。正如康德所言，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产生本身是自律性的，是独立于感觉世界的，理性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