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清朝方志的全盛发展.ppt

第十一讲清朝方志的全盛发展 一、修志高潮 二、三修《一统志》 三、统一方志编修体例 四、志风更趋严谨 五、大批学者跻身修志事业 六、修志制度进一步完善 七、兴修乡土志 主张方志编纂要“公正而无私”、“信而有征”、“求实”的人比比皆是。章学诚提出，修志有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钱大昕主张，对资料不能盲目轻信，应相互参订，“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  清代学者大量参加修志活动，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不仅与文字狱有一定关系，更与清代三修《一统志》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笼络更多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学术特长，清廷将《一统志》编纂工作加以延伸，把为《一统志》逐级提供资料的省、府、州、县志纳入《一统志》编纂系统中，康熙十一年谕令各省督抚“聘集夙儒名贤”，组建修志班子，接古续今，编辑通志，然后“汇为《大清一统志》” 。 自此以后，知识分子多把修志当作“著述大业”，积极投身到各地的编志活动中去。这些学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谱牒学、文学、文献学上，各有建树，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将学术研究与修志实践结合起来，发凡起例，广罗材料，考证史实，讲求章法，促进了清代方志编纂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梁启超说：“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 徐乾学、袁枚、陈梦雷、毛奇龄、方苞、全祖望、杭世骏、孙星衍、谢启昆、李文藻、纪昀、江藩、孙诒让等著名学者都曾参与修志活动。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还进一步强化了明代以来已有的逐级行文修志，颁发志例、申详呈报等修制度。逐级行文，每一次修《一统志》，都是朝廷下诏给省的总督、巡抚，省再下发檄文给府，府再转发予县。而且各地修志须经上级批准，甚至多个上级的审批。 乡土志是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用作小学乡土教育教材的一种特殊文献。虽说是教材，但又具有一般教材所没有的编纂组织形式、体例结构、内容趋向，多被方志学界视为地方志的范畴。 1、乡土志的属性 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乡土志是乡、村、里、镇志。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将乡土志列为方志的第六种类型，“乡邑为志，昉于元之镇志，其后江南、浙西多有之。乾隆庚辰黄士宁之《乌青镇志》、嘉庆壬戌徐达源之《黎里志》，其卓著者”。 * * 清朝是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其主要表现，便是修志规模大、成书数量多，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在辑佚旧志方面也做出了相当成绩。清代所以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同清朝最高统治者积极提倡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贾于是饬令辖境各州县编修志书，并在此基础上修成了《河南通志》。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奏请要求各省纂修通志，以备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诏令各地设局修志，限期成书，并颁布以《河南通志》为式。 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巡抚在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志书的同时，且颁发了“修志牌照”，规定二十三条凡例，对时代断限、内容抉择、史实考订、行文叙事、地图绘制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雍正六年（1728），又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发出谕令：“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用，至公至当”。并明确要求“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 朝廷的坚定态度和有力措施对修志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在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六年（1741）的短短十年间，便纂修了《畿辅通志》、《广东通志》、《贵州通志》等十六种种志书。 清代纂修的方志为数甚是可观。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八千多种方志中，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方志总数八千二百余种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康熙、乾隆时期就分别编纂过1397种和1154种，是清朝修志最盛时期。 清代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府、县三级，现存清代二十二个省的通志有八十六种，府州志901种，县志4714种，县志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二。全国除新疆及西南个别省份外，几乎所有县一级基层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内蒙、黑龙江、吉林、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明朝都还没有方志，到清代都修了方志，表现了志书分布普遍的特点。 除省、府、县志外，清朝还修有州志、厅志、道志、关志、卫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