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创作风格与所体现出时代精神.docVIP

引言齐、梁、陈、隋时代，文人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巧华美，乏善可陈，为后人留下了“垢病”的把柄。唐初文坛一仍其旧，骈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骈体文以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为能事，形式上表现为抽黄对白，采丽竞繁，柔媚无骨，华而不实。最有代表性的骈体文作者，当首推陈隋遗老虞世南。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的宫廷文士们都热衷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成为一时风气。他的许多骈体文章一味追求偶对，堆砌辞藻，了无生气。和骈体文相对应，宫体诗以歌颂宫廷生活，描写妇女病态美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表现为辞采华丽，缺乏骨气。最有代表性的宫体诗人，莫过于活跃于唐太宗时代的上官仪。上官仪创立的“六对”、“八对”之说，及其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到了极致。他所创立的“六对”（即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八对”（即地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之说，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长期深居宫廷，颇得唐太宗欢心，所以，他的诗多是奉皇帝诏命创作的“应制”之作。后人以“绮错婉媚”四字评价他的诗，可谓非常准确。意思是说他的诗辞采绮艳，柔婉多媚，是用来博得皇帝欢心的。由于唐太宗十分喜欢宫体诗，常让上官仪唱和，只要有宴集，上官仪必定参加。皇帝的爱重，使宫中文人纷纷仿效上官仪的诗风，当时人们称之为“上官体”。但举一例，作一斑之窥：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花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暧将夕。（上官仪《早春桂林殿应诏》）虞世南和上官仪都是当时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影响所及，可想而知。骈体文、宫体诗写作题材的狭窄，内容的空洞，技法的单一死板和程式化，把初唐文学创作引向了死胡同。这也是后人对初唐文坛评价不高，研究者少人问津的最主要的原因。文学需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呼唤个性化风格！于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文人一一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一应运而生。他们让文学从宫廷台阁走向市井沙塞，使初唐文学步入前景光明的康庄通衢；他们把文学从“唯美”的形式主义死胡同里拉了回来，并且以各具鲜明特色的个性化风格创作诗文，抒写情意，为唐初文坛吹进阵阵清风，为初唐的文风改革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如果说骈体文、宫体诗是用整体来取消个体，用外在指令（即为传统所认可的、个别“权威”文人们实践着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方法）来代替文人个人的主体创造性的话，那么，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文，则是诗人们产生于现实处境和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的外化。透过他们的诗文创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初时代精神的折光，而且是诗人们心路历程的投影。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当时即有“四杰”之称，后人称之为“初唐四杰”。“初唐四杰”以其大量的诗文创作，为扭转齐、梁、陈、隋的形式主义文风，开启一代新的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这样评价王勃的诗文创作：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以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辞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站在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段话显然有些夸大其辞。“积年绮碎”，怎么可能“一朝清廓”！正如王勃在《帝京篇序》中所说：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卫。众持则力尽，真长则伪销，自然之数也。一代文风的振起，绝不是一个或几个文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四杰”只是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初唐骈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的文坛，奏响了与众不同的声音，对于“盛唐之音”的到来，有着筚路篮缕之功。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初唐四杰”研究的冷落局面才逐渐有所好转。“四杰”的诗文集已相继得以整理爬梳，研究其生平事迹及文学活动的专著、论文也时有出版、发表，这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以往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是将其中一位作为考察对象，这固然必要且行之有效，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偏爱而过多地在评价中夹杂进个人的感情色彩。有的研究者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诗人的地位，不惜抵毁别的诗人；有的为了突出自己所研究的诗人的优长，用别的诗人的不足相比衬；有的则颇费心机，不惜笔墨地重新排列“四杰”的次序，等等。这些都难免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所以，这本小书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把“四杰”作为一个诗人群来进行综合考察和整体研究，反映他们在初唐文学革新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第一章“初唐四杰”所处的时代第 1 页：1．选官制度从豪门垄断到寒士参与的变化 第 2 页：2．文人队伍从宫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 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