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3.docVIP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 “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