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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者慧眼与操守 　　刘鹗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我与该书最早的接触，是读高中时课本从中节选的《听湖居说书》一文。这是一篇描写声音的美文。主人公白妞是一个高超的民间说唱艺人，全文围绕“美人绝调”，刻画了白妞“秀而不媚，清而不寒”的舞台形象，展现了她回环跌宕的说唱艺术。文章最精妙的地方在其语言，那些细腻的描写、形象的比喻、色味俱全的通感、烘云托月般的反衬等，无不给我以强烈的美感享受。 　　《老残游记》采用游记式的写法，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为中心，借助老残凌厉的慧眼串联了一系列故事，反映了旧中国风雨飘摇、灾难重重的晚清时代，以及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清政府腐朽统治的黑暗岁月，同时抒发了作者对自己的身世、家国、社会等各方面的感触和体会，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政治主张。 　　本书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著称，则必定是以“批判”为基本要义的。这种批判，作者主要是通过塑造晚清社会上层一系列封建官僚的群像来实现的。作者主要刻画的，有四种类型的官僚形象： 　　第一类是“急于做大官”因而不惜诬良为盗的卑鄙酷吏，以玉贤和刚弼为代表。玉贤在文中的出场是借他人之口实现的。在一次筵席上，宾客谈到玉贤要补曹州府，原因是宫深赏识其强盗案办得好，以至“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事实果若如此，那么此地又该是如何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啊！然而，从进一步深入的谈话中，我们却了解了这么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玉贤的这种官资政绩是以“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为代价的。由此，我们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安宁背后政治高压的死寂。对于玉贤的这种做法，宾客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称赞其“雷厉风行”，有人批评其“残忍酷虐”。 　　老残的观点如何，作者并无断然地替他作下结论，作者让老残深入民情，又安排他亲历一桩冤案，在越来越具体的事实中，玉贤的庐山真面目也越来越清晰了：这位表面上刚直不阿、办事有力、毫不含糊的官员，实际上长着一副残暴的嘴脸。他惩办的所谓的强盗不计其数，然而实际情况是“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不是老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他做事“廉正、麻力（利）”，最终是为了自己的锦锈前程。文中玉贤的一句话，也道破了他的真正用心：“这人无论是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的前程都保不住。”在他的眼里，百姓命如草芥，只要有利于政声，便可以任意践踏。 　　刚弼也是一位主观武断、刚愎自用、颠倒是非的酷吏。为了尽早破案，他不惜使用诡计，怂恿被告的家属贿赂于他，接着再将贿赂之事和盘托出，步步紧逼被告认罪服法。其实，论才华，玉贤和刚弼也并非碌碌之辈，但是就因为“急于做大官”的不正心术，使得他们的行为偏离了一个为官者所应走的轨道，以至祸害良民无数。 　　第二类是以张宫保为代表的虚伪的、奉行中庸之道的上层官员。张宫保出场时的形象颇为高大光明：求贤若渴、政绩显赫、公正清廉。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的反面品格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安于现状，力求一团和气。当知道玉贤赫赫政声后的罪恶行径后，他表现出了让人难以接受的平静。他对老残说：“不料玉贤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日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反驳：“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宫保默然。 　　这一段对话，是对张宫保人物性格刻画的点睛之笔，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他对恶人的纵容，即是置百姓于水火。相比玉贤、刚弼等直接作恶者，张宫保也并非善类，他的罪行只不过是更隐蔽、更耐人寻味罢了。 　　第三类是以申东造、黄人瑞、王子谨为代表的随波逐流者。相比前两类，他们是有良知的，他们希望公正执法，为民除害，但是无奈官职太小，在不正上梁的压迫下，便只好忍气吞声，睁只眼闭只眼了。他们身上缺乏的不仅仅是打碎反动铁链的勇气，更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赤胆忠心。 　　第四类是以白子寿为代表的清正廉明类。作者在文中虽未把这类“清官”“能员”的高大人物作为塑造的重点，但是从对白子寿光辉形象的精细描绘中，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没落清王朝所存的最后幻想。同时，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也是为了更加彻底地揭露当时某些官吏的残暴昏庸，更加有力地抨击那些名为清官实即酷吏的虐民行为，从而独到地揭示封建政治中一种特殊的丑恶现象。 　　纵观全书，作者通过正反两方面描写晚清官吏，刻画生动独到，让清廷官场的丑恶百态展露无遗。 　　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些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如说鼓书艺人白妞、黑妞，董家口客店掌柜老董，马村东店伙计等人。通过具体事例的描绘，赞扬了广大劳动人民聪明、善良、正直的优良品质，表达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心和热爱。 　　对晚清的黑暗现实，作者肯定是极为不满的。在本书中，作者也或隐或显地表达了自己消极避世的思想。文中的老残是一个贤士能人，他有治世之才，无奈看透了世道，便不愿出山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