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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傲慢与偏见 　　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该市“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已于当天结束。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理出深圳，此举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奠定了基础。 　　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表示，“治安高危人员”包括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消息一出，即引发批评如潮，压倒性的舆论认为深圳警方将人群分为三六九等，其言行有侵犯人权之嫌。 　　“无凭无据就敢定性8万坏分子，深圳改叫偏见之城吧！”一篇网络评论写道。 　　深圳警方对此措手不及，其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舆论之下，警方备感压力，并采取统一口径，对于清理行动，“一个字都不能谈”。 　　但同时，深圳警方仍然表示，为迎接8月召开的大运会，将进一步加强社会控制，从4月11日至7月31日，开展“大运安保严管严治严打冲刺十大行动”，重点仍是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 　　城市化加速的一个必然特征是外来人口向城市集聚，深圳“治安高危人员”清查事件所引发的争议，正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歧路。 　　高压氛围 　　罗湖区黄贝岭村为深圳特区内较大的城中村，也是深圳少数几个未经旧村改造的社区之一。在主街两三层楼的当街门面之后，就是成片低矮的瓦屋老房，其间，小巷纵横交错，窄处不足一米，行人相遇，需侧身方可通过，穿行其中，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 　　这里亦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1000多名原著村民中绝大多数已经迁出，并将房屋出租给数万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以四川人和江西人居多。 　　黄贝岭村的主街两侧，遍布廉价小旅店，提供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的夫妻房、情侣房，以及标明60元钱两个钟的足浴桑拿房，还有发廊、小商店、饭馆、网吧等。拐进胡同里，即使是白天，也往往站着艳装女子搭讪路人。 　　多年来，黄贝岭村以治安糟糕而闻名，盗窃、抢劫、吸毒、赌博、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 　　2011年大运会当前，黄贝岭村成为警方治理的重点。自2011年1月11日21时起，罗湖区警方先后在黄贝岭村、向西村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深圳市公安局网站披露，警方当晚在两个村清查出租屋805间，各类场所178处，查获制假窝点1个，各类犯罪人员40余人。 　　时至4月中旬，黄贝岭村仍戒备森严。大约每隔10分钟左右便有一辆警车从主街穿过。在村口，协警24小时执勤。一名协警称，以前该村所属街道的警力为150人，今年增加到了300人。协助治安管理的“红袖章”则遍布于村中的每个角落。为迎接大运会，深圳开展“红袖章”工程，组织了50万人佩戴“红袖章”，协助警方维护治安。 　　黄贝岭村一位河北保定打工者说，每晚都有七八个警察、协警和民兵组成的队伍在村里巡逻。“夜班后凌晨5点回到村里，还有警察问我住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 　　警方对出租屋的登记和排查也大为加强，住在村里的一位黄姓大学毕业生说，今年以来，他不止一次被登记身份信息，主要内容是“何时来到深圳”“从事什么工作”等。在排查中，无身份证或持假身份证租客，被要求退房。 　　深圳警方在《人民日报》上回应舆论对“清理8万人”的质疑时表示，警方并没有“强制遣返或驱赶离开举动”。 　　村中一些租户表示，在治安高压氛围之下，的确有一批人如深圳警方所言，“自行离开”了。居民也反映，清理行动以来，治安状况确实明显改善。 　　那么，所谓“8万人”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深圳警方称，是“通过电子管理系统的动态跟踪和上门走访、跟进核实而来”。然而深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8万”之数并无严格统计，“是公安局户籍部门上报的”。深圳宝安区一位基层官员更表示，深圳警方公布的数字令他感到十分“震惊”，“可能是警方为了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随意性比较大。” 　　 　　何为“治安高危人员” 　　更大的争议来自“治安高危人员”这个概念。上述宝安区基层官员说，基层政府有低端就业人口的说法，指收入低微，租住廉价住房的人。对于有犯罪前科的人，公安部门也确有记录，往往在大型活动之前集中摸底，“但即使是犯有前科的人，我们的政策鼓励他们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将他们界定为‘高危治安人员’，明显不合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告诉《财经》记者，“高危人员”在学术讨论和内部文件中是较常用的说法，但其内涵没有具体界定，因而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 　　靳高风称，法律上与“高危人员”类似的专业术语是“人身危险性”，“简单解释就是具有犯罪可能性。对这类人，国外一些国家可适用于‘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是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一般用以补充或代替刑罚。 　　但被施以“保安处分”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比如有前科，或者有人告发。”复旦大学刑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