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上孤独舞者.docVIP

脚手架上孤独舞者 　　脚手架是他们的舞台，冰冷错落的脚手架上，他们无休无止地跳动。而脚手架下面包裹的富丽堂皇的舞场永远不属于他们。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当舞者表演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歇场。他们的舞台很高很高，高得甚至随时有跌下来的危险，即使这样，依然引不起观众的喝彩。但是，舞者依然奉献自己华丽的步伐。这是舞者的坚强，也是无奈。什么时候，我的舞步可以停止，什么时候，我的舞步会引来高贵的看客。 　　脚手架是他们的舞台，冰冷错落的脚手架上，他们无休无止地跳动。而脚手架下面包裹的富丽堂皇的舞场永远不属于他们。 　　他们就是脚手架上孤独的舞者，舞场的建造者，一群群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 　　这些为一个个城市建起一座座高楼的舞者。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和关爱，不仅仅是劳务费，还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谢。 　　因为，在脚手架上，他们跳得实在太美丽了。 　　 　　城市生活 　　 　　有一部电视剧的开篇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职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在行李卷里，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城市――那就是“农民工”。 　　2008年9月2日晚上8时许，郑州北环车辆穿梭，人群涌动，道路两旁的小花园内坐满了出来休闲的人们。这时，在某建筑工地前的人行道边，记者与数十名农民工席地而坐，听他们倾诉着在城市打工生活的艰辛与磨难。 　　“俺没文化，只有干苦力的命了。”王四长自嘲道。 　　王四长今年40岁，商丘民权县人，2个月前第一次来到郑州就做钢筋架子工、每天70元钱，家里2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均辍学，现在无锡打工。 　　“高空作业真苦呀!特别是夏季，太阳晒得快热死了，还要在上面工作，不干活人家不给你钱，工期慢一点也不行。”来自睢县的唐自尊道，“这种活儿上不养老下不养小，只有我们这些有力气的人才能干”。 　　刚来时，唐自尊和老乡住在施工楼里的一间大厅里，200多个人男女混住，极不方便，7月份天又热，屋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块儿，实在受不了，唐自尊就开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他出去转，看到北环路两边睡满了人，凉快自在。第二天，他就裹个麻布口袋，找了个位置，倒地一觉睡到天亮。“后来就发现麻烦了，睡马路总有汽车吵，喇叭“嘀嘀”的，特烦人。现在到了秋天，地上很凉，更睡不好，早起脚步都是虚的，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想想，还是住大厅吧，把身体糟践坏了，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唐自尊无奈地摇摇头。 　　“你们工闲时都干点啥?有电视、报纸、杂志可看吗?”记者问。 　　“工程紧的时候，每天干的活很多，没有星期天。”坐在一边的李建设插话说，“我们每天都重复着三件事，吃饭、睡觉、上工。夏天每天要干12个小时以上，冬天每天也要10个小时。干活后累得就想睡觉，哪有时间看电视、看书呀。上眼皮一碰下眼皮，倒下就睡着了。不养足精神，施工容易出危险。” 　　…… 　　据了解，在民工中最累、最苦的是这些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却做着社会上最上层的建筑! 　　 　　小小理想 　　 　　“我的理想是以后考上大学，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买个房子，让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今年初中毕业的杨男对记者说。 　　“农民工”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据估计到2010年将超过两亿人。在这个群体中，想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并不少，但城市过高的门槛、过低的劳动报酬使他们只能站在城市边缘徘徊。 　　杨男今年16岁，暑假在家没事可做，就跟着父母从商丘市睢县老家来郑州工地“体验生活”。“我每天5点半起床，6点半至12点半、14点半至18点半上班，22点左右睡觉。如果要请假，就没有工钱。我在这里做小工，很累!但每天还可以赚到40块钱呢。”杨男兴奋不已。此时，杨男的父亲杨得志和母亲胡凤手里提着刚买回来的青菜穿过马路。 　　“我们打工都10多年了，攒了点钱本想在郑州郊区买个便宜的房子，但去年大儿子结婚盖房花了十几万，家里钱一下子就光了，于是，我们就全家出来打工挣钱。我们夫妻俩人除去伙食费和花销，一季可挣七八千元钱，一年能拿回去一万多元钱。”杨得志笑着说。 　　看着他们手里提着菜，记者不解地问：“现在不是工地都包吃住吗?你们买菜做什么?”胡凤介绍，现在好多建筑工地的食堂是采用承包形式，不管吃住。“城里什么都比农村贵，菜也一样，我们做饭吃每人每天平均都在6元以上，但比大伙饭好得多，能吃好”。 　　“我的要求很简单，快八月十五了，在过节之前能发一部分工资让回家过节就好。”另一位南阳籍赵大嫂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是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