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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李 河1、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根据；“逻辑化”的基本属性是“普遍性”，它要求哲学概念应当成为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先天真理”（即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真理），它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逻辑化”在语言分析中的基本实现手段是原子论的，它把陈述性语句当作基本的文本单位，把对语句的成真条件的描述当作重要的处理手段。在此理解中，哲学概念应当是“唯一的=普遍性的”逻辑语言。它属于一个单数形式的语言世界，即logic的世界。单数形式的语言没有“翻译”的必要，逻辑如果是可翻译的，就不再成为逻辑。 美国哲学家Micheal Krautz在谈到戴维森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思想时曾谈到，任何“概念图式”都是不可翻译的。因为“概念图式”是自身融贯的（coherent）。假定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图式”去翻译它，只能有两个结果：假定目标图式与“原本图式”具有相同的融贯性，那就没有必要翻译；假定目标图式与“原本图式”具有不同的融贯性，也就无法翻译。这被称为“选代性图式论证”（alternativity argument）。这一论证适合于说明逻辑与“翻译”无缘的理由。参见他的文章：Relativism and Conceptual Scheme。刊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五期。如果囿于上述理解，“翻译”的确不是探讨哲学概念的合适角度。因为它首先承诺的是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即与特定自然语言、理论制度和信念束（a stock of beliefs）相关的logos的世界。但也正是因为从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入手，哲学概念的一个长久被遮蔽的特性才可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哲学概念的栖身性”（dwellingness）——任何哲学概念或叙述总要栖身于特定的“语词世界”。由此可以解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那里，“翻译”已经是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对“翻译”的研究使他们的着眼点从纯粹逻辑立场转向语词关注立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词”是个隐喻。它既指解释学中一向考察的“本文”（text），也是奎因在1960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一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针对奎因的说法，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语词反对对象”（Word against Object）的问题，在那里，他特意将“语词”与逻辑性的概念区别开来。此外，奥斯汀将他的一个重要文章命名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虽然中文通常将其译为“如何以言行事”？我却宁愿用笨拙一些的译法：“如何用语词做事？”此外，库恩早期讨论的“范式”（paradigm）、戴维森所讨论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等，也大体涉及到语词世界的问题。“语词世界”就是解释学最为关注的“本文”世界。在伽德默尔那里，“本文”的基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流传性”。而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又给“本文”存在加上了另一个特征，即空间性的“流通性”。 参见布尔迪厄所著：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英文版。其中第一篇（Part I）的主题就是所谓“语言交换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inguistic Exchange）。参见该书37-40页。无论是“流传” 参见布尔迪厄所著：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英文版。其中第一篇（Part I）的主题就是所谓“语言交换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inguistic Exchange）。参见该书37-40页。 Philosophy和philosophies的区别十分类似于翻译中的“原本”与“译本”的区别。人们心目中单数形式的Philosophy似乎是一“原本”，而复数形式的philosophies则像是各种“译本”。对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想原本的Philosophy与作为诸译本的philosophies的关系问题。假定将“原本”与“译本”的关系记作“原本-译本”这样一个二项式，其中的关系符号“-”具有明显的“两可性”（ambig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