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与司法角度思考家庭暴力三篇.docVIP

从立法与司法角度思考家庭暴力三篇 　　怎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续) 　　 　　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一种常见多发的社会丑恶现象，也是立法、司法机关和妇女维权部门所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2004年1至6月，上海市、区、县各级妇联在法律咨询、电话热线和信访中共接待12844人，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有663人，占接待总数的19.4%。 　　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禁止性规定始于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将“禁止家庭暴力”列为总则中的一条，并在第45条中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层面来考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 　　现有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而且分散，存在不少漏洞和空白，缺乏可操作性，至今尚无全国性的对家庭暴力受害群体作出特殊保护的专项立法，使众多受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那么，什么是“一定伤害后果？”如果造成受害人身心某种程度的创伤和痛苦，但经法医鉴定尚未达到轻微伤及以上伤害标准的，算不算家庭暴力？上述法定标准，导致了大量没有“一定伤害后果”的家庭暴力得不到制止和处理。 　　应对家庭暴力，在缺乏有效社会干预机制的情况下，司法干预机制也相对薄弱。我国还没有任何针对家庭暴力事件的程序性措施和强制性手段，以限制施暴者对受害人的接触，使她们免受进一步的伤害。事实上，除了那些造成严重伤害后果的恶性家庭暴力外，有关部门很难主动介入和及时干预。即使是遍布城乡的公安“110”在处理家庭暴力报警时，也缺乏法律和法规上的依据，更没有程序方面的操作规范，对此常常无能为力，尤其是对“没有一定伤害后果”的家庭暴力，一般只能劝阻、教育。在警察走后，有些施暴者还会变本加厉，无所顾忌。 　　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和突发性，致使受害人的举证范围和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依靠自身力量很难采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起诉或控告。 　　从1992年起，一些发达国家采纳的“零容忍”（Zero-Tolerance）观念和行动，它表明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家庭暴力都是个人不应忍受，社会不能容忍的。为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家庭暴力的定义，如果非要达到轻微伤及以上的伤害后果才算家庭暴力，法律才给予事后保护，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可想而知。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建议公安机关对“110”出警到达家庭暴力现场以后的处理规范和操作程序作出明文规定，其中包括现场制止、了解情况、调查取证，制作笔录、告诉受害人的权利，调解或警告，必要时通过社区或单位落实救助和保护措施等，避免处理上的随意性和日后无据可查等情况。 　　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使之成为地方性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基本依据。该部法律应从确立权利本位，体现人文关怀出发，明确规定受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向有关部门求助和控告，要求法律援助和社会救助，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在人身安全受到侵犯或威胁时请求警察保护，在受到伤害后要求治疗和法医鉴定，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等权利。对于尚不构成伤害犯罪的施暴者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建议修改证据规则，考虑将“受害妇女综合症”的专家鉴定或证人、证词作为可采信的证据引入刑事诉讼，避免过重刑罚。 　　 　　从审判实践看家庭暴力 　　 　　作为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家庭暴力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抑制家庭暴力行为的蔓延和增多趋势，对切实维护人权特别是妇女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审判实践来看，当前打击家庭暴力的力度尚不容乐观。其主要原因在于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机制尚存在缺失。表现为：一是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法律规范。现有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有关法律和条例以及一些地方法规之中，不集中。新修改的婚姻法仍然偏重救济已发生严重后果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对发生家庭暴力但未导致离婚的受害人的救济缺乏完整的规制；二是制裁措施不力，执法效果不明显。对相当多的家庭暴力，其伤害程度达不到《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规定的标准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三是损害赔偿限制条件不合理，赔偿标准不明确。根据婚姻法修正案的规定，要获得由家庭暴力造成伤害的赔偿，必须以离婚为条件，此规定使请求赔偿的诉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同时，针对受害人有无过错和过错大小等如何适用损害赔偿也无具体规定。 　　因此，打击家庭暴力，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在立足我国国情，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刑事立法方面可以增设家庭暴力罪，加大打击力度。在民事立法方面，在将婚姻法纳入民法典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