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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在扶贫与金融服务之间 　　金融资本撤出农村 　　 　　据测算，中国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缺口至少在2400亿元左右，在目前其他常规贷款模式对于吸引金融资金回到农村无能为力时，需要通过小额信贷模式来支撑农村金融市场 　　河南省南乐县杨村乡三里庄村的老农李鹏良一提起贷款的事儿就头疼。去年他与其他七户农民合办了一个养牛场，想贷款1万元。这些年，给农民贷款的正规途径逐渐萎缩，惟一机构是当地的信用社。李鹏良不知跑了多少趟，1万元总算贷着了，可是最后拿到手的却只有4900元――有5000元信贷员说代他办理了存款，为的是完成吸储任务；另100元则算他“自愿”给信用社充做股金。没办法，后来又要贷款时，就只好通过民间渠道，月息全都在8厘到1.2分之间。 　　“如果能顺顺当当借到钱，谁会去借高利贷呢！”李老汉感叹。 　　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这不仅仅是李鹏良老汉一人的痛苦，而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实。中国研究农村问题的知名专家温铁军最近从调研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金融资本在农村赚不到平均利润，大量的金融资本正在撤出农村。 　　事实上，这个结论正在被中国各地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所验证。根据人行山东省日照市中心支行的调查，自1995年以来，日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66.7％。而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估算，即使是在山东这样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全省农业至少也存在着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 　　温铁军认为，大量资金逃离农村，其原因就在于农村的贷款点多、面广，单个贷款的额度小且分散，况且农业贷款还受到自然和农产品市场等诸多不可测因素的影响，贷款成本相对于“黄金客户”要大得多。与此相关的直接后果是，农村高利贷重新占领农村信用市场。据他介绍，在他去年调查的15个省的40多个村中，民间借贷的发生频率是95％，高利贷借贷发生频率是85％；农民高利贷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另外29％是必须支付给教育、医疗等部门的垄断性消费，只有11％用于农业生产。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也支持着温铁军的结论。调查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如果按全国2亿农户计算，1999年全国农户民间金融市场贷款量高达2000多亿元。这意味着农户在从正规金融机构中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服务时，只能被迫转向民间信贷市场。 　　中国的农村金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步形成了由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借贷市场构成的金融体制格局。然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最主要力量的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其生存状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亏损总额就已高达146.1亿元，1997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110.1亿元，亏损面达42％；信用社历年挂账亏损还有433亿元，全国有1.3万个信用社资不抵债 ；1999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中有80％以上资金充足率不到8％（参见《财经》2002年第11期《农信社改革步履蹒跚》）。 　　艰难的经营状况，对于大量资金已经撤出的农村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有20％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总数约为2.5亿～3亿人、五六千万户，但目前能够从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中获得信贷服务的低收入农户，不超过1500万户；即使是已经得到信贷服务的农户，其需求也大多没有完全得到满足。 　　据记者根据多方面数据进行的测算，如果以现有5500万低收入农户计，尚有约4000万户没有得到过信贷服务；即使为剩下的每户提供一次1000元的贷款，全国农村的信贷产品需求缺口也在400亿元以上；而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上的近2000亿元贷款量中，除去一小部分属非政府组织的信贷活动，其余基本都属于不合法的民间高利贷。仅就以上两者累计，中国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缺口应当在2400亿元左右。 　　如此庞大的缺口必然对中国农民的脱贫与致富构成巨大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了已在中国农村发展了20多年、却并未能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的小额信贷上。 　　小额信贷本是一种向具有生产能力但不具备社会信用和资产、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贫困人群提供创业资金的融资制度。多年来专门研究小额信贷问题的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贫困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汪三贵就曾在多个场合呼吁以小额贷款弥补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更明确表示，小额信贷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特别是在目前其他常规贷款模式对于服务农村无能为力时，更需要通过小额信贷模式来支撑农村金融市场。 　　问题是，中国小额信贷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小额信贷的行政性目标、有限的资金来源、利差微薄及缺乏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