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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刑事与解制度 　　摘 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不断调整后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反映。它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 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根据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我国有必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这样既可以分流刑事案件，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以应对较为严重的犯罪，又能提高对犯罪被害人的司法保护程度。 　　关键词： 刑事和解制度 价值分析 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对刑事和解的尝试，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将庭外和解制度应用于刑事诉讼领域，此后，也有其他法院相继采纳这一制度。尽管已进行了实践，但刑事和解制度既有其积极的价值又有其消极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制度化的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１］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在犯罪发生以后，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在形式上与辩诉交易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两者并不相同。从实质上说，辩诉交易是公诉人所代表的国家与被告人的和解，侧重保护的是国家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的要求和利益则可能被束之高阁。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国家予以审查和认可（当然前提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侧重保护的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在这种从对立到和解的局面转变中得到了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是一种追求被害人、被告人和国家利益“三赢”的诉讼方式。［２］ 　　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刑事政策演变的结果。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轻轻重重”――轻者更轻，重者更重，即对轻微犯罪实行更轻缓的处理，对严重犯罪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这种趋势在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方面都有体现。“轻轻”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重重”体现为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严惩严重犯罪。随着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的升级，国家通过加大刑法力度打击严重犯罪来达到控制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它是对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打击，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采取从重的刑事政策态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取消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障，在行刑上则适用强化监禁的方式。近年来，“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对欧美司法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纷纷以此为指针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并体现政策灵活性的复合程序，力争政策与程序的和谐统一。［３］具体而言，以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来设定诉讼程序，轻微的犯罪适用更轻缓的程序，严重的犯罪适用带有惩罚性的诉讼程序，介于其中的犯罪适用传统的诉讼程序。这样就形成了“宽容简化型程序”、“常规程序”及“严厉型程序”。其背后的理念是出于效率与非犯罪化思想、司法宽容的考虑，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宽容简化型程序。 　　在世界性刑事政策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发生了变迁，逐渐适用“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随着刑事政策的调整，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从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来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这一宽容简化型程序可以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以便应对更为严重的犯罪。 　　 　　二、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是一种采用调解方式处理轻微犯罪案件的较好的结案方式，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４］因此，在我国目前有必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 　　1.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人权是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共同追求的目标。从近年来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情况来看，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逐步加强，但长期以来对被害人的权利的保障却一直不充分。事实上，人权保障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应包括犯罪被害人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