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疯狂贩卖战争 鼓吹绝对正义3.docVIP

HYPERLINK /jump?clientuin=651930492clientkey=4F63B8E5FDAEE1CBD15AA841A716CF28751EDB21AA6A145D9D67FD31A1C752CAu1=http%3A///a00335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t _blank 日本媒体：疯狂贩卖战争 鼓吹绝对正义俞天任：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 疯狂贩卖战争 HYPERLINK / \t _blank 大家专栏2014-01-21 08:23 [摘要]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