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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 ? 作者：左玉河 ? ???“社会文化史”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新学科。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向。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批判传统史学重上层、重叙事的弊病，提倡总体史、社会史，标明了关注下层平民及注重分析综合的方法论取向。欧美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学派，也同样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近年来，随着西方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所谓“新文化史”学派的著作（如美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被陆续介绍进来，国内许多研究者已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文化史方面，注意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近代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一些可喜成果。本文主要通过对1998年以来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之分析，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作简要述评。 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拓宽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兴起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在刘志琴研究员的主持下，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经过四年多艰苦的努力，按照这种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前三卷的课题研究，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别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以大量报刊、笔记等详实的资料，运用编年专题的新体裁，对1840至1921年八十年间，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作了比较详实的记述和简要分析；对这个过去研究很薄弱的领域，作了基础性开拓，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这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形成。 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较快发展。1997年底，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重庆召开“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鉴于以往现代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会问题研究不够，这次会议特别提倡研究者应该加强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提出了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着重加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2]朱汉国则根据自己编撰《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经验，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在历史上的运行情况，揭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规律。他强调，社会史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以考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主。他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具体论证了这些观点。[3] 民国时期婚姻制度及民众婚姻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蕴茜、叶青根据当时的统计调查数据，对民国时期城市中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变革的具体情形作了梳理，对民国初年、20年代及30年代以后城市中婚姻制度、青年婚姻状况、婚姻目的、婚姻仪式及婚姻观念作了系统考察，通过对离婚现象的重点分析，揭示了社会变迁和城市婚姻变革的关系，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层发生的变异，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因此也促使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的许多问题，如商人宗族、土客矛盾、墨学复兴与民众日常伦理变迁的关系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薛柏成将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伦理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近代民间世风伦理转变中体现的伦理价值观，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5]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外来流民（客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事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把冲突归结为经济因素的驱动，尽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池子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切入，以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为例，对近代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6]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中国商人宗族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趋向。朱英通过考察中国商人宗族演变的过程及特征，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宗族出现的趋新倾向表现为：宗族由大变小、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与此同时，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方面，也相应发生较显著的变化。他指出，尽管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趋新趋势，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