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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域外经验与本土实践 运作模式与工作机制 正义网 张新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两位老师点评。首先我们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教授发言！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和解是中国的本土实践，这一实践不能在外找到知音，这种讨论不可里面的会联系到刑事司法制度和改革，1986年出版的从犯罪政策到被害人政策有一个副标题，重新设定司法制度的方向。这里所谓重新设立司法政策方向指的是刑事立法重新复活久远的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被害人趋向。我们知道刑事司法制度的早期，那时的犯罪被认为仅仅侵害被害人个体的利益。在当今工业化国家里，犯罪是那些针对个人实施的犯罪也都认为跟国家有关，对付这种犯罪是属于国家权责内的事。随着被害人保护的逐步健全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刑事司法制度能否满足被害人的需求，在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下，刑法与赔偿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问题。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纠纷不仅是国家的官方资产，应该将他们交给有关的当事人，找到合适的方案，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在一起可能会找到冲突的明智方法，而无需官方介入。有人指出对某一些犯罪建立由控告者自由选择的控告制度，如果控告者认为犯罪轻微，可以不必举报犯罪。另外就是严肃考虑如何扩大审判外的调解，有一些人指出非正式的解决模式要比正式的更好，非正式的模式更值得青睐。这些和我们今天的讨论如出一辙，我们今天讨论刑事和解，接受刑事和解，实际上意味着被害人趋向在和解案件中得以局部复活。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被害人在参与案件最终处理的机会当中可以自由表达意愿，但是这种意愿不能左右对案件的最终处理，这需要司法机关的和议加以审查和处理。被害人趋向对国家趋向起到了动摇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修改的一本诉讼书当中就阐述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刑事公诉制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防止犯罪人与被害人和解，保证国家刑法的落实。如今倡行刑事和解，显然对这个理念是有所颠覆的。我们这个时代实用主义盛行，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坚持认为将加害人投入监狱是重要的，他们更倾向于使犯罪人去修补他们的犯罪行为，在我们国家被害人在没有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甚至不愿意协助警方来证实犯罪。公交车上被害人取了他们被盗的钱包之后一走了之，所以被害人群体当中的这种心态有可能成为诉讼和解的心里需求之一。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和解支付赔偿金是行之有效的催化剂，在西方也有学者建议，在刑事司法制度当中，对于支付赔偿金的可以在量刑时给予考虑。很有趣的是，芬兰曾经立法规定一种叫副条件的量刑又称暂缓量刑，就是说当考虑是否为量刑附加条件时，将犯罪人自愿支付赔偿金考虑在内。不过这一规定如今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法规给予了赋予犯罪人更多的特权，而这也恰恰是今天我们讨论刑事和解的时候经常触及到的回避的问题。就是说刑事和解是不是有利于有钱人和肯出钱消灾的一种制度，如果这种制度扩大的话，会不会使我们刑事司法制度成为一个嫌贫爱富的制度。请得起律师的人才享有得到证据展示的机会，我想对于有利于有钱人的制度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花钱消灾肯定会成为刑事和解的源动力。被害人一方如果面对着这些数量客观的钱财，他们也往往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双方的和议在这个基础上比较容易达成。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相反的例子也有，当年杨三姐告状的时候也是出钱出力，但是杨家拒绝了。刑事和解制度有可能成为刑事司法机关为犯罪人网开一面的一个新的门径，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第四回，贾玉春当他不明了薛家背景的情况下，为被告人作主，当他明了了情况后，立即改变了。幸好冯家人口稀少，薛家又有钱，花了银子之后，又有了人情，如果那时候就有刑事和解的话，那个案件就不必这么费周折，就可以名正言顺了。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富人和穷人犯同样的罪行，同罪而不罪罚，司法女神的遮掩布就会撕下来。所以在讨论刑事和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个问题，这里我要提醒的是，在西方的国家人们呼吁关于取得赔偿金方面应该加大国家责任，有学者指出获取的赔偿不仅仅是控告者自己的事，尤其应该建立救助被害人官方制度。很明显被害人如果获得不了赔偿金，国家要使被害人摆脱这个困境。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但是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新鲜话题，这是比刑事和解制度更迫切需要建立的制度。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赔偿减刑或者是免刑原本是我们刑事诉讼法的潜规则，在社会和谐的口号之下，它现在堂而皇之的要变成一项阳光规则，所以我们在讨论刑事和解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国家应该承担起对被害人的救助责任，我想纳税人绝不会因为这些钱用在被害人救助方面而心疼，而认为这种使用是不正当和不合理的，谢谢各位！ 张新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