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基本法比较教案.doc

港澳基本法比较 徐静琳 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是中国独有的两部全面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宪法性法典。两部基本法以其特有的风格使人耳目一新：法典蕴含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精神，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立法指导思想；法典在条款内容和体例结构上的和谐统一，显现了创新的立法技术。两部基本法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制度，运作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中国法律秩序下的不同法域，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正是这些同一性和多样性，构成了港、澳基本法的可比性。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一国两制”构想与港澳实际结合的法律典范，以期引发对基本法理论和实践的法理思考。 基于共同的立法精神 中国的宪政制度反映出与其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相一致的特点。有关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宪制规定，均由国家根本大法确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各地方行政区域不允许存在有关基本制度的例外规定。八十年代以后，应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之需要，在一般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地方之外，又设立特别行政区，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及其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 从立法依据而言，基本法源于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规定了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而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条款。第31条订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在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中葡联合声明中阐明：国家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将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可见，制定基本法，旨在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具体体现“一国两制”方针，保障国家对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就调整内容而言，基本法属于宪法性法律。基本法将国家对港、澳的基本法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具体规定为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事务、对外事务等内容。基本法调整的这些社会关系均具有宪法性法律的性质，这一法律属性与基本法的立法宗旨是相吻合的。 按法律位阶而言，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这是由基本法制定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现行立法体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两个立法层次的关系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服从关系，即下位法受制于上位法的关系。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说明它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其地位高于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对基本法层次的理解还有另一层面的涵义。港、澳基本法第11条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这表明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效力及核心地位，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法典。从基本法的层次进而推出其效力阶位：基本法不仅适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还及于国家主权及主权所及的地域范围。 基本法的立法精神或思想，也即基本法在制定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主导思想，应当并能够反映立法者的意图——制定者通过立法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基本法既是宪法性法律，其立法精神必然体现为一定的宪政思想。从法理讲，基本法首先要符合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符合国家的大政纲领和整体发展要求。由于基本法规定的制度是国内某一特定行政区域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个特例，因此港、澳基本法立法精神所反映的宪政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一国两制”思想。“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也是港、澳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及宪政思想。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和澳门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按照“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要求港、澳基本法充分体现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保障港澳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具体包括：（1）在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上，既要求体现国家对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的权力，包括对特别行政区有关主权事务的管理权和对特别行政区实行自治的监管权，又要反映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基本法规定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2）在规定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从香港和澳门的实际出发，既要考虑其历史和现状，又要着眼于长远发展，还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3）在确定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内容上，要求充分体现“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建立切合港澳特点的政制模式。（4）在制定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要求保持港澳原有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保障港澳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昌盛。 港、澳基本法的的各项规定充分反映出，“一国两制”思想贯穿始终：有关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规定，使“一国”原则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有关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规定，使“两制”原则得到了具体反映。基本法正确处理了“一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