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访工作创新,做好新常态下“非访”处置工作9.4.docVIP

加强信访工作创新 做好新常态下“非访”处置工作 姜疃镇 张则良 信访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发扬民主、体察民情、接受监督、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减压器”，直接反映一个地区是否和谐稳定，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了矛盾高发期，诸多矛盾以大量信访的形式突出表现出来。非正常信访（以下简称“非访”），尤其是进京“非访”数量剧增，成为最突出矛盾的最直接体现。近年来，进京“非访”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在不断扩大、方式也日趋激烈,这一情况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和民族形象，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本人于2013年10月被烟台市委组织部选派到烟台市信访局信访一线挂职锻炼一年，先后在北京、济南和烟台等地从事信访工作，参与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维稳工作、山东省“非访”整治专项行动、中央巡视组驻鲁巡视案件办理、烟台市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信访案件督办等工作，办理了1000余件信访案件，对信访工作，特别是对处置进京“非访”工作有了一点小的认识。通过对近年来烟台市进京“非访”案件的分析、 二、烟台市进京“非访”的特点 （一）上访数量和参与人员不断增多，越级和重复上访较多。数据显示，近年来，不仅是烟台市，其他省、市和地区进京“非访”普遍呈现出高位运行，持续升温的态势，访量在逐年增多，从过去的逐级上访居多发展为直接进京上访居多。上访路线也全面出击，不但跑中央部委，甚至到外国驻中国使馆或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地，故意制造社会影响。 （二）上访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上访涉及的内容大到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土地承包、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小到老百姓之间的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等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具体包括：土地征用、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纪检监察、环境污染、军转待遇、农民工工资等。 （三）上访的组织化程度增高、形式多样，择机上访现象普遍。近几年的上访逐渐向组织化、计划化、联合化、科技化发展。如，某区村民进京上访时，组织者一方面为上访人员发放报酬，另一方面为防止被拦截，组织村民零散乘车定点集中，上访参与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活动。上访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堵交通、冲闯党政机关，甚至采取“自残、自杀”等行为。上访人大多数都有很强的择机上访心理，他们为了引起高层重视，给地方政府施压，专门选择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政治活动或重要会议期间等敏感时期上访。 （四）非正常上访、闹访、缠访大有扩大趋势。一些上访人长期上访，企图通过“缠”和“闹”从中获利。一些上访人的上访，有一定的合理原因，但也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在别人的蛊惑下，要求完全满足诉求，否则就闹访不断，由于上访人之间互相“交流”，所以，这种现象近年大有发展、扩大的趋势。 （五）信访要求过高甚至无理取闹。越级进京上访人员中，绝大多数反映的问题都已经在基层得到解决或者已经处理过，有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已经法院一审、二审、终审；有的又启动重审、再审程序；甚至有的已经省高院受理申诉、驳回申诉；有的案件已经举行听证。但是由于信访人要求过高，认为通过上级部门向基层党委政府施压即能促成信访诉求的满足，把进京上访当作自己获得利益的一条捷径；有的信访人员不满足于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持续上访，并不断提高超越有关规定的补偿要求；有的信访人员对已解决的问题，当时满意，过后反悔，期望通过越级上访重新得到更多好处。 三、从思想状况分析进烟台市进京“非访”的成因 总结“非访”活动的心理成因主要由几大心里误区造成，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官本位”心理，是进京非访发生的内在根因。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人治”社会，尤其在山东，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使群众对“官员”的认可程度，远高于“政府”和“法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群众普遍认为，接受反映问题的官员职位和级别越高、权利越大，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也会给下级部门以压力，敦促更快处理。在烟台市进京非访的群众当中，绝大多数要求直接见国家领导人或部委的主要负责人。而当前少数党政干部无原则批示的不断奏效，又强化了这一思想。所以，一些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理”。 （二）社会原因造成的“闹”心理，是进京非访发生的直接动因。现在群众普遍认为将事情闹得越大，解决问题的希望就越大。一些上访者认为要想“快速”“高标准”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告“御状”。信 “多” 不信 “少”，认为不论什么事，多找几个部门和领导反映总不会错。另一些上访者认“闹”不信“理”，不管有理无理，先把事情闹大再说，认为闹的越大、关注的人越多，局势对自己也越有利，闹翻也许解决快些。更有群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