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我”的身份模糊化.docVIP

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我”的身份模糊化 　　内容摘要：《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卡夫卡于1918-1919年间以虚拟中国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事实上是长篇未完之作），因文中的叙事者“我”与其他群体忽远忽近的情感体验而受到关注。本文运用叙述视角的理论，通过文中叙事视角的转化来捕捉文中多个群体（如中国人、历史研究者等）的思想交锋，发掘由叙事者“我”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导致的身份模糊化，从新的角度加深对文本的认识，扩大研究的视野，填补先前的空白。 　　关键词：《中国长城建造时》 叙事视角转换 身份模糊化 　　卡夫卡可谓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最具分量的作家之一，虽然生前并未受到重视，但正如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先生所言：“今天，如果我们不阅读卡夫卡，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同样《中国长城建造时》叙述者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使其身份模糊化，也让“我”与文中的其他群体以及读者之间产生忽远忽近的情感体验。鉴于此，本文在运用叙事批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从叙事视角转换的角度对卡夫卡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我”进行探究，挖掘人物潜在的多重身份，探索“我”身份模糊化的原因。 　　一、视角转换与身份模糊化 　　根据“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通过四种认同的共同作用，“人”可以寻觅一个较为精准的身份定位，从而获得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感与稳定感；一旦四者的平衡被打破，孤独与绝望便会油然而生。众所周知，卡夫卡极善于营造不安全的氛围，作品中的“他者”形象更是将人物的孤独发挥到了极致，而这种孤独是由于人物身份的不确定---即身份的模糊化造成的。 　　《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关系氛围”可用“既亲近又隔阂”来概括，“既亲近又隔阂”从字面上来理解是一个悖论，但套用至“身份认同”理论上却很适用――人与某个人或群体具有相似性，则会产生亲近感；若存在代沟，则会产生隔阂感。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一直与各方保持着忽远忽近的距离：“我”和“大众”致力于相似的事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中“我”便成了“异类”，在寻找认同的道路上与“主流”渐行渐远。本人得出此番结论是基于对比不同个人或群体的心理层面；若要在一个文本中呈现出多个个人或群体的心理状态，那么视角转换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英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曾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由此可见，《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我”的身份模糊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支配视角的模糊化，即视角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了叙述者身份的不确定。 　　《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事者为第一人称“我”，但作者有意地打破单一内聚焦视角的限制，将视线扩展到多个层面，使多种不同的思想在文本内部就已经进行了交锋。“我”姓甚名谁文中没有提及，但从文中的线索可以推断出“我”是曾经参与过修建长城、如今研究历史的一名中国人。按理说，这样的身份判定应该很明确，但从 “我”的叙述内容和其他群体的思想活动中不难看出，“我”与他们是存在差距的：“我”是“中国人”的一员，也是“历史研究者”，可“我”又只是“我”，一个独一的个体；“我”对于自我个人、集体、自我以及社会的隔离态度，呈现出“异者”的形象。这种刻意为之的叙事距离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加重了主人公身份的模糊化。 　　综上所述，视角的自由转换使叙述者“我”的身份模糊化、多样化以及不确定化，而这便是造成理解“我”身份认同障碍的首要原因。 　　二、叙事视角转换的具体表现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叙事者“我”的身份模糊化源于视角转换引起的“声音混杂”。视角研究谁看的问题，即谁在观察故事；声音研究谁说的问题，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当两者在同一文本中发生了错位，便会给读者造成混乱的阅读体验，分不清谁是真正的?⑹抡摺⑺?是真正的发声者，那么叙事者的边界便会走向模糊化。《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述视角转换主要体现在多重内聚焦视角的转换与视角的变异两个方面，“我”的身份模糊化的缘由也逐渐明晰。 　　（一）多重内聚焦视角的转换 　　《中国长城建造时》以内聚焦视角为主，从人物的角度展现其所见所闻；但又不同于固定内聚焦视角的单一，文本多重内聚焦的使用使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对围绕修建长城展开了叙述，产生了互相补充或冲突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最直接地反映在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亲疏关系上。 　　从身份定位的角度来看，叙述者“我”的身份模糊化与其多重身份的交叉有关。叙述者“我”是属于“中国人”和“历史研究者”的交融部分。既然“我”是中国人，同时“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