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年”在中国高校推广的可行性研究以广州高校为试点研究.docVIP

“间隔年”在中国高校推广的可行性研究以广州高校为试点研究 　　摘要：2009年，随着孙东纯《迟到的间隔年》一书的面世，“间隔年”这一概念便逐渐被国人所熟知，但目前在我国仍属于小众化的活动。本文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切入点，通过比较“间隔年”与当前我国盛行的高校活动的异同，得出在中国推广“间隔年”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结论；接着笔者对“间隔年”的困局进行深入探究，并试图以广州高校为试点提出破局之法；最后再进一步对“间隔年”的推广制度进行设想。 　　关键词：间隔年；“间隔年”推广；可行性；大学生；教育制度 　　1.“间隔年”的概念及本文要旨阐述 　　在国外，“间隔年”这一概念早已不再时髦，从严谨的意义看，这一概念仅指青年在升学之初或在毕业与工作的衔接期间进行的为期一年左右的国际旅行。在具体实践中，“间隔年”这一概念的词义边界被进一步扩大，各年龄阶段以暂时脱离现有工作生活为目的进行的中长期旅行都被包含在内。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解释，“间隔年”的概念，都包含了如下特征：时间跨度长；目的在于制造一定的生活真空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本文主旨在于论述“间隔年”对当前中国高校教育的积极意义及其推广的可行性。这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在我国教育体制内，学生在大学和高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间不存在一定的缓冲期。高等教育与中学阶段代表的基础教育，无论在学习方式还是学习目的上都存有较大不同。将“间隔年”引进作为缓冲机制有利于极大地缓解大学新生（Freshmen）常见的迷茫期，也有利于实现学生由被动选择到主动选择的转变。简而言之，“间隔年”能够让毕业生更快地适应大学教育的特点； 　　第二，从可行性的角度而言。西方之所以以高中毕业生为“间隔年”的参加主体，很大程度上由其大学入学的申请制决定。中国高等教育的敲门方式是全国统一的高考机制，学生无法自由决定其大学入学时间。以“间隔年’撼动根深蒂固的高考体系无疑是不现实的，但如若将“间隔年”参加的时间放在大学录取工作结束之后，使各个大学乃至教育行政部门为参与学生保留学籍则在可能实现的范围内。 　　综上，结合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间隔年”应以已被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为主要人群，论述这一人群参与“间隔年”的积极性及可行性也正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2.“间隔年”与高校盛行制度的比较 　　自1999年起，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大量扩招的时代。由全民扫盲政策造成的追求数量的教育政策产生了过犹不及的后果，中国大学生的质量和能力大幅下降，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就业困难、城乡人口比例失衡、住房爆炸、人才?^剩，中国政府为解决这部分问题，提出诸如西部计划、大学生援疆、大学生村官等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的共同特点在于对应届毕业大学生予以时间上的分流以减缓社会压力，同时为提高大学生能力素质，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的青年培养组织提出了大学生“三下乡”等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与“间隔年”的部分特质有所相像，下面笔者列表进行比较： 　　由上表可知，从大学生参军到西部计划，其活动运作原理与“间隔年”相似，都是通过制造一段“真空期”完成人生阶段的过渡，在功能上也都具备服务社会、人才分流、提高能力素质的机能。这可以理解为融入了中国特色的“间隔年”形式。与其他活动相比较，“间隔年”的最大弱势在于其在活动设计上不够规范，这是由于它在中国的推广程度和深度尚不足。但这也是它独有的优势所在：“间隔年”的自主性和随意性意味着行政机关只需提供少量的许可支持就可以实现该制度的推广。 　　3.“间隔年”的困境与破局 　　由上文可知，无论是必要性抑或功能性，中国都到了推行“间隔年”这一形式的合适时期。但实际上，“间隔年”得以传播的维度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上，在我国的推行规模和水平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笔者对广州几所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身边没有同学或同事体验过“间隔年”的师生占了将近63%，由此可知，“间隔年”在广州的普及率并不高。 　　针对此问题，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对“间隔年”在我国推行的困境进行解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间隔年”推行的对象主要是大学新生，在经济上其来源仍然依赖于父母。举例，十个大学生中有六人意愿参与“间隔年”，这六人中只有两对父母同意其参与，那么大学生参与“间隔年”的可能性便由60%变为20%，对父母经济的依赖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参与的可能； 　　缺乏政策支持，保留学籍程序繁杂。当前大学新生参与“间隔年”的唯一形式是通过学校行政部门办理休学及学籍保留手续，这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核批准。此外，学生休学带来的管理难度增加以及“间隔年’，潜在的未知性使得大部分学校恐于承担责任，因而采取“一刀切”的形式直接对这部分学生予以拒绝； 　　“间隔年”具有一定的未知性和无偿性。“养子以防老”，中国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