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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注定错过的末班车 洋务运动作为满清王朝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进行的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实践，始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覆灭作为失败标志， 历经近四十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得以具体实施的主动现代化过程。虽然以其终极目的来看，洋务运动算不得一场成功的改革实践——它的推动着，满清政府最终在内忧外困中走向了灭亡。但其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却被永远记录在中国近代史的显要位置。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又一场全新的空前变革。变革的目标同样是富强，是崛起；学习的对象，仍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以史为鉴，探究洋务运动得失，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便显现出极大的现实意义。 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从洋务运动的起步、转折到渐进尾声，全面而系统地剖析了洋务运动方方面面。在此，笔者谨结合一点心得，试做评述。观点之疏陋，言辞之冗赘，恳请老师斧斫！ 洋务运动起步的背景与时机 经济背景 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来，中国的封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末期，而康乾时期则是封建经济的最后辉煌。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政府限制，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是仍是很少的，个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占据着商品经济的主流，而豪商巨贾或者部分官僚虽在工商业活动中积累起大量资本，却用于购置田产，使商业资本向封建经济倒流。因此，在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的资本严重不足，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上，市场自然也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统治而无法打开。从对外贸易来看，鸦片战争前，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值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而在鸦片战争后，情况突然转变。《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使得进口关税大大降低；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生产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加之外商为打开市场推行的倾销政策，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进口商品的价格急剧下降，此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临大敌绝不仅仅是本国封建势力，更是掌握着巨量资本及先进技术，能生产出极具竞争力商品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附庸，只能接受海外资本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便被提到日程上来，而发展的开端正是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潮流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来的，反映了不少先进思想家和开明封建官僚地主。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同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这里的“师夷”在魏源看来，不仅是能直接在现实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坚船利炮，还应包括民用器械的技艺，进一步扩展到思想文化层面，要培养新式人才，甚至涉及西方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见，魏源的理想变革是涉及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值得一提的是1859年洪仁轩的《资政新编》，由于洪仁轩在香港的亲身考察，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较之魏源等人笼统模糊思想，所涉及范围更广，提出的发展措施更具体更具有实践价值。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微弱中的主张，虽然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诸实践，但作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并在19世纪40~50年代形成一股思潮，影响着政策决定者。而《资政新编》更让满清统治者意识到，我不改彼改，则终只能为其所灭，由此使得洋务运动开展显得尤为迫切。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机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双重压力之下。对于二者孰急孰缓，孰轻孰重，朝中各派意见大相径庭。1860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迅猛攻势，朝廷最终形成了定调：英法不过是“手足之疾”，发捻才是“腹心之害”，并由此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即先剿灭国内革命，再图御辱。显然，此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洋务运动直接作用对象就是太平军。由此可见，从目的上看，“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 至于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洋务派是显然不可能预料到的。太平天国无疑是成为了厌恶运动起步的催化剂。 洋务运动的开端及初步发展 开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 诚如夏先生所言，历史学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因而常常要在政治方面寻找。以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始标志是有其原因的。总理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而“通商”不仅限于商贸的往来，在时人心中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