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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 “钱花在豪华办公楼上，民间就多一份埋怨；钱花在保障房上，民间就多一份踏实；钱花在傻乎乎的标志性建筑上，民间就多一个笑话；钱花在环保上，民间就多一点健康；钱花在面子身上，糊不住一时；钱花在孩子身上，给两代人希望。”——央视女主播张泉灵如是说。 基层是矛盾问题的的交汇地，而钱花在哪里只是基层治理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政府财务使用与公开问题也是当前基层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它影响了基层民主是否能够实现。其实，办法总是要比困难多的！可以从制度上严格规定政府必须在官网上公开最近财务详细收支状况，即“晒账单”，其实很多文件上都有相应的规定只不过执行起来不严而已，所以要避免其沦为一种制度摆设，制度的生命就在于落实！ 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一定的基层民主会促进一定的基层治理水平，反之，基层治理好了，基层民主水平也会上去。 党群、官民关系本来是有基础，有感情的，但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公信力缺失、基层政权权威性得不到保证等屡受诟病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体制到底应该怎样运行？党与群、官与民应该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基层治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度，人口基数之大，而这其中农民又占了绝大多数，不过近年来改革与开放的确加快了城市化的脚步，中国的城市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公权力如何使用？社会成员之间应该怎样和谐共处？老百姓是否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幸福？基层到底应该怎样治理？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在如今的社会靠专制与独裁是不可行的，民主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与王道！基层民主为基层善治奠定了基础。 小悦悦案是这段时间充斥社会大众神经的舆论热点事件其中之一。7分钟内，18位路人对被车碾压在地的小悦悦视而不见，默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伸出了援手，引发公众热议。现在小悦悦在天堂里快乐的成长，那里没有车来车往。我们在拷问那18位路人道德良知的同时，也在自我反省：这样的悲剧或许真的不该发生！其实，我曾几次设想自己是当时18位路人中的其一，假设我的良知还在，因为我宁愿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是善良的，我们不用请教孟子人是否该有恻隐之心，因为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既然我们都有对弱者或者不幸的人的同情、怜悯与关怀，究竟是什么阻止了我向小悦悦伸出援助之手？这时我的大脑细胞活跃起来，记忆的碎片突然重现不久前南京的彭宇案，见义勇为的英雄却既流了血又流了泪。此时此刻，我迟疑了，因为我也怕人讹诈，要是做了好事还要赔偿甚至被抓，那么我的爸妈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这样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这样带着对道德良知的不安与惶恐离开了案发现场。 新加坡在处理见义勇为时获助者反咬一口问题上建立了这样的惩罚机制：获助者必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且接受相应的罚款。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顾忌呢？因为一旦出了事不仅要赔偿所谓的受害者还得拿出钱来贿赂一些地方官以求免去牢狱之灾。我们不能说政府官员个个都贪污受贿，谋己私利，但是在对于官员腐败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用放大镜去观察去监督，防止公权力被腐败，将反腐倡廉深入下去，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越来越温暖。那么如何保证公权力得到有效行使？如何有效治理基层？如何确保领导干部的素质？还是要靠上面论述的—民主，那么基层民主究竟如何实现呢？ 首先在民主选举干部时，要公开透明，先确定选民再公布选民名单，唱票环节中，要防止以公平之名行不公之实。有些地方选举中，投票是真真实实的，可在唱票中却存在猫腻和黑箱操作，这无疑是一种变了味的民主。有人会质疑，这样纯粹的直接选举能否保证选出来的干部是真正的人才呢？其实我认为基层民主选举中不一定要选出最优秀的但一定要是最为大家所接受的。过去由上级指派领导或者候选人，民众会觉得他们走后门，质疑其能力，缺乏认同感，基层治理的工作也就无从展开。领导班子确立后，还要对他们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要让群众敢讲并且乐于讲，群众上访时领导干部要和颜悦色，不要摆官架子。政府要努力为群众的话语权创造条件，将公权力的运作置于阳光下。对于当前的干群关系，人民群众形象而又无奈的说：“五六十年代是摸得着脚（睡同一铺炕）；七八十年代是听得着声（听广播喇叭）；九十年代是看得着烟（看汽车屁股）；现在只能看到影（看电视影像）。”更不用谈什么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了。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政府在推进阳光政务时可以借鉴其他地方好的方法，比如开通政府官方微博，在用语上可以尝试一些淘宝体以体现政府亲民爱民，增进干群关系，民众就敢于讲真话了，政府才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民意。 当前中国社会基层治理中“农村空心化”也是摆在无数官员面前的一道难题。大城市丰厚的工资待遇和新颖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农民涌入北上广等地打工。这些群体中，青壮年占了大多数，一个村庄中，留下妇女、儿童、老人和大量闲置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