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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作者：温铁军 　　1.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史上的“文化大×命”，都提出过“批孔”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时，中国是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在内忧外患之下，知识分子发出呐喊，认为要科学要民×，就必然彻底与儒学决裂。那时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与清朝统治階級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身处世纪之交再看，那个提法也是幼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是邯郸学步。而一百年之后，我们不是已经进步到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了么。对于中国这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从中国国情的严格制约来说，我们没有追求美国式现代化的条件，因此中国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的目标模式。这个观点对于听者来说也许不可思议：难道让我们中国人放弃追求现代化的希望吗？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渲染的都是这个成功人士那个成功人士，好像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我们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现在的“大款”满天飞，许多人做出各种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追求的过程中很痛苦。 　　中国不是美国，就中国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群体为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原始灌溉农业文明必须以群体生产为基因社会，必然有这种文化表现。儒家的“仁学”强调“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论强调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个体为基因的文化，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狩猎和采集文明，那种生存方式可以突出个体。这与中国自“神农尝百草”就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必须共同使用黄河水系灌溉，同时又得联合起来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后来西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是海盗掠夺、殖民战争。所谓开发新大陆，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杀光，占有别人的资源。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争夺开发海洋资源以及南北极资源。 　　工业化只是用传统的手段争夺传统的空间，而近代新增加的手段是争夺符号资源。有的学者指出，广义的符号资源包括所有在人类信息交换中形成的规则和软件体系，包括所有的标准，比如 ISO质量认证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等。也有学者认为符号体系包括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符号体系的控制从人类开拓非物质资源的时候，进入到空间体系、高科技体系，乃至于话语体系。还有人认为，当前关于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有利于发达国家，计算机软件的所有符号系统也是西方控制的。各种对发展中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制裁和引起的争端表明，符号的发明权、制度的创制权和体系的控制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霸权。 　　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中国在世纪之初有资产階級革命性质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自己的语言规范和思维体系，照搬了英语这种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规则，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及整个“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模式。无独有偶，后来的无产階級“文化大×命”也提出要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思想体系。这两次“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文化大变局虽然相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中国认同于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矗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方思想和规则。但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对同样来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开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战争年代在血的教训中对“本本主义”的批判和整风确实值得借鉴之外，其他时期即使有批评，也难免偏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才亦步亦趋地从邯郸学步，蹒跚到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过河时，前面的石头就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走？因此，近年来部分态度严肃的知识分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与那些庸俗的趋炎附势者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组也加剧了。这就带来了所谓“新左派”、“中左”和“新保守”、“中右”等各种理论派别逐渐形成，并且纷纷从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老左派和跟从西方的放任自由主义新×派中分化出来。 　　2.关于“全球化”问题正讨论得热热闹闹。我们从报刊上可以知道，1999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指出三大趋势，即全球化、跨国公司、科技进步。可见我们基本上已经摸准了西方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认为这些趋势不可逆。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纳入“一体化”。中国加入 WTO的谈判，做了一些让步来换得全球化的入场券。但这是否意味着新世纪开端已经有了发展方向？我想，要认识现代的问题，就有必要以史为鉴。 　　二十世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府，但这三种不同的政府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被迫追求西方式的工业化的。满清以列强为师的工业化失败了；接着是民国以英美为师，大局甫定即开始追求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