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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辩护的叙事修辞 苍凉中的超越 ———试论张爱玲小说《怨女》的艺术价值 胡　光　璐 1966 年, 漂泊异国他乡的张爱玲, 在经济窘迫、丈夫瘫痪 的苍凉岁月里, 完成了长篇小说《怨女》。确实如皇冠版《张爱 玲全集》补页上所说, “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 喧闹及极度的孤寂”。一个弱女子, 在极度孤寂中仍然执着于写 作,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一种刚强; 更何况又是在自己 以前小说的基础上改写, 这就更显出一种独特与顽强。但小说出 版以后, 却有人认为《怨女》仍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是对 《金锁记》的重复。笔者认为, 这种认识不符合张爱玲的创作实 际。张爱玲在谈到《怨女》时曾明白地表示: 一个作家, 如果一 味模仿自己成熟时期的作品, 是件很悲哀的事。显然, 张爱玲不 会做令自己悲哀的事。那么, 她为什么偏要根据自己早期影响最 大的《金锁记》来改写呢? 1992 年她在《张爱玲自选集〈序〉》 中说: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 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以后我又 以此为基础, 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 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 我觉着在那里面, 我说出了 我最想说的话。” 原来, 张爱玲不是创作力衰退, 而是有意识地重写; 原来, 她把《金锁记》改写成《怨女》, 是因为“喜欢被经 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 在这类形象里 144 ·小说研究· 面, 有她“最想说的话”; 原来,《怨女》是张爱玲对自己文学观念的自觉追求和实践, 是对自己生命意识的重申, 是她在苍凉的境遇中, 对自己的一次 顽强的超越。 一 张爱玲所喜欢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人, 就是普通人、平 凡人, 而不是彻底的好人, 也不是彻底的坏人。张爱玲因喜欢凡 人而写凡人; 因喜欢凡人而写《怨女》, 而塑造《怨女》中小奸 小坏的凡人———银娣的形象。 写“凡人”是张爱玲的一贯主张。因为“强调人生飞扬的一 面, 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 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因为凡人,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 不及英雄的有力, 但正是这些凡 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① 对于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 对于凡人价值的 确认, 构成了对在新文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 义、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反抗, 也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追 求, 在这方面, 张爱玲达到了理论的自觉与艺术实践的成熟。 张爱玲笔下的“普通人”、“凡人”, 决非社会学、经济学意 义上的、按照贫富划分的人, 而是与英雄、超人相对的概念。 “这里的普通, 是一种品格、气质、精神思想上的定义。普通人 没有脱俗的理想, 没有过人的理性, 没有超人的毅力, 没有超凡 的美德, 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 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 事, 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 干不出惊人的事件, 只配领 略平淡无奇的生活。”②唯其普通, 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人性, 才 更有普遍意味。张爱玲的最高命意, 不是鞭挞和批判, 而是写下 普遍的、永恒的人生, 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的因素的话, 那也是 145 苍凉中的超越 它的副部主题。 为了张扬“凡人”意识, 张爱玲把《金锁记》重新改写成 《怨女》时, 从两个方面突出了普通的人性: 一是加强“凡人” 性, 削弱“鬼”性; 二是加强了表现凡人欲望———情欲的情节。 我们先来谈谈关于加强“凡人性”、削弱“鬼性”的问题。 从《金锁记》中的七巧到《怨女》中的银娣, 女主人公已从 一个心理变态的疯子———一个悲剧英雄———变成了一个人情之常 可以理解的小奸小坏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庸常之辈。银娣 不是对七巧的重复, 而是一个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形象。这种 变化, 强化了人物的平凡性, 进一步表达了张爱玲对凡人价值的 肯定。 张爱玲认为,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这 么沉重, 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③1992 年, 张爱玲重申: “我 的小说里, 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 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 壮, 只有苍凉”。④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金锁记》 获得了巨大成功, 得到了许多赞誉, 虽然《金锁记》是作者最喜 欢的一部小说, 但张爱玲对自己仍有清醒认识, 对自己的追求仍 然执着。她认为七巧这个人物不足以全面体现自己的文学追求, 因为七巧是个“彻底”的人物, 是“鬼”, 是“极端病态”的人 物。“极端就是特殊, 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个例外”, 张爱玲追 求的是表现“常态”, 揭示“普遍”规律; 而银娣正是这样一个 带有更大普遍性、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