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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读过李华芳，不足谈火车票 几年前，就有网友说过“没读过李华芳，不足谈火车票”。意思是在李华芳的综述全面回顾了围绕春运火车票的争议后，如果再谈火车票，但没有提及这篇综述的，那就不用看了吧。 春运期间，一票难求。怎么解决，众说纷纭。本文是对过去数年争论的一个小结，希望为未来对春运火车票问题的讨论，提供一块垫脚石。众多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可以被分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春运，即火车如何解决短期内出行需求急剧上升的问题；另一个是火车票，买不到票是不是因为票价高的问题。前者需要考虑铁道部地位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后者需要考虑行政垄断与民营化的关系。 关键词：春运 火车票 户籍制度 行政垄断 民营化 1春运是怎么回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春运是特指在中国传统的春节前后，大量国民的长途流动合家团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了对铁路客运能力的需求，导致铁路运力紧张的现象。这里暂时不涉及公路、水路和空运在同一时段的表现。 1.1春运的目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讨论都预设了一个春运的目的，即春运目的是要通过铁路运输尽可能多的“把人运到目的地”。 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预设，对于垄断者铁道部而言，在极大化把人送到目的地与“和谐平安”之间，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因为后者提供的效用更大。例如《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2004）第九条就规定：对维护铁路运输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各地开展的平安行等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铁路安保条例》也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出发，其中包括降级和开除等。例如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铁路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现铁路运输安全隐患不及时依法处理，对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处罚，或者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及铁路管理机构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但本部门无权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或者通报有权处理的部门，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及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移送部门。拒不依法处理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以是对于铁道部门的各级领导而言，多运走十万人的功绩可能会被一个火车上发生的犯罪案件所掩盖，尤其在晋升过程中更是如此。实际上也容易理解，面对上亿人次的转移，铁道部的第一个想法或许并不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稳定压倒一切”。但要命的是，犯罪率和多运人之间往往是正相关的。关于官员晋升有很多讨论，与GDP挂钩论，锦标赛理论，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等，这些讨论表明，大体上需要考虑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铁道部领导并不遵循极大化客运量的目标。也就是说，为了追求和谐平安，降低犯罪率，铁道部很有可能控制客运流量，而不是追求极大化的目标。不过另一种逐利的冲动也始终伴随着官员，尤其是当官员预期到晋升可能跟绩效紧密相关时，更是如此（吴建南、马亮，2009）。因此以什么为绩效，将会影响到铁道部门各级成员的行为。吴建南和马亮综述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对影响晋升因素的研究，一旦当经济上的要求变成重要的衡量指标时，官员就会有动力去追逐GDP增长。这意味着如果铁道部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增大“极大化客运量”的考核权重，客运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多运走十万人之类的也得进入考核指标，才会影响铁道部门官员的行为。这也部分解释了高铁和动车项目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这些技术改进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考虑，但在增加和提高运力方面，即增加供给上，是得到了铁道部门的支持的。但从铁道部门作为垄断者而言，极大化客运量显然不是唯一的目标，晋升考核更多与和谐平安相挂钩，后者才是更重要的考虑。 1.2为什么要回家过年对于乘客而言，春运的目的就相对统一化了，即送达目的地为上。但不同的乘客目的地不同，不同的目的地，其实反映出乘客对春运的认识不同。 早期的争议放在回家过年是不是一种商品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回家过年当然是一种商品（薛兆丰，2001a，2001b，2005，2010）。但也有人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提出批评，认为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分配会导致不公平。不过这一类批评本质上未构成对经济学的挑战，因为逻辑起点不同。扩大一点来说，这涉及到不同学科对人性假设的基本观点不同。这一类争议到处可见，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对于回家过年这件事情，薛兆丰（2010）的观点大致如下：1，回家过年是一种商品；2，回家过年这种商品的价格可以很贵；3，回家过年不是刚性需求。从一般意义上，这些观点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不过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分析上，不足以解释更细的问题。需要探究的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