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协作与合作.docVIP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作者：??时间：2009-01-04??? 　四、合作模式及其组织　　协作可以是强制性的，但合作则不能被强制，在合作的社会中，没有强制合作的机构和权力存在。关于合作，我们可以在游戏的自愿性中得到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游戏不可能是在强制性力量驱使下进行的，尽管在游戏中游戏者可能会被强制性的要求接受游戏规则，但任何人都无法强制人们游戏。也许人们会说足球运动员做了金钱强制下的游戏，实际上是误解了游戏，在足球游戏中，通常情况下不是踢球的人在游戏，踢球的人其实是场内场外之人的玩偶，球与球员都不过是一场众多玩家参与游戏的游戏工具，如果你不喜欢足球游戏，即使被强制性地安排在看台的主宾位置上，你也会心不在焉，球赛之于你，索然无味，甚至是一场痛苦的折磨，你不会得到任何游戏之乐。合作正是这样，它是自愿的，非强制的。也许合作的自愿性显得非常费解，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在足球发明之前，肯定不会有哪怕一个对足球游戏痴狂的人，正是有了足球，才会造就出“球迷”来。如果我们在合作社会中思考合作的话，关于合作的自愿性也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然，拿合作与游戏相比，显得不甚严肃。合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与自娱的游戏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就合作的自愿性而言，又是可以进行这种比较的。　　对于任何社会，站在社会的层面上，特别是就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言，合作都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当然，在生产的意义上，一切把人们组织起来的努力都是从属于集结个人力量的目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也是这样，也需要有效地去集结个人力量。现代公共组织与以往出于社会控制目的的组织之间所具有的根本性不同也恰在于此。　　在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政府的存在并不是出于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统治或管制。所以，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集中个人力量，至多也只是在对某一民族进行征服或插手某一生产领域时，才表现出集结个人力量的功能。而现代公共组织则不同了，它是生产性的，是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尽管它的产品是以服务为主要内容，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私人性生产组织的产品。所以，现代公共组织基本上可以看作为集结个人力量的生产性组织。既然公共组织已经是为了集结个人力量而不是适应于统治和管制的需要，那么马克斯？韦伯通过考察古代埃及、中国和罗马的组织形式而概括出来的官僚制组织模式能否适应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之要求，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了。对于集结个人力量来说，管理型组织中的分工—协作是一种选择，而且，这种分工—协作的官僚制组织体系也是迄今最为成功的组织模式。可是，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分工—协作如果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合作互动，在集结个人力量方面就会大打折扣。因而，对于集结个人力量而言，只有组织成员之间实质性的合作才是最为有效的。　　事实上，对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者而言，“为了确保统治，他们不允许不加限制的合作及结社自由，并会试图限制社会的流动性，同时制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和交流。”[4] 没有自由的社会流动，人们也就无权对他开展社会生活的组织作出选择，他与他人在组织中的关系也是由公开或隐蔽性的强制力量决定了的，他们之间只是在权力或组织结构的安排下而进行协作性的活动，至于那种出自于自愿的合作，则不会有。所以，开放社会的流动性是组织成员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必要前提。也许人们会说，频繁的流动破坏了稳定的秩序，这需要看“秩序”属于什么性质。如果说秩序所指的是专制集权条件下的秩序的话，社会的流动性必然会对它作出毁灭性的破坏，如果秩序所指的是自由秩序的话，那么社会流动不仅不会对它构成威胁，反而会使它得到加强。因此，自由秩序不是由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强加于他的，而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与人共在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虽然并不刻意要求用自己的行为去维护秩序，反而在人与他人的真诚合作互动中达致造就秩序的结果。因而，在合作制组织生成的开放社会中，社会流动促进了人们的合作，或者说使以往一切虚假的、形式化了的合作缩水。同时，社会流动也增强着人们之间真诚的、实质性合作。自由的社会秩序，恰恰包含在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动之中。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政府为了补救市场竞争的缺陷，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合作。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政府机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社会合作建制化的设置，即使是那些直接担负经济职能的部门，在公共政策取向上，也包含着促进社会合作的内涵。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的真正“意图实际上是想通过给每个人找到一个能恰当地结成一和谐系统的方式与场所来巧妙地解决管理的难题。”“科学管理整个地是一个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理论，它实际上是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