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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文化的早期发展与三代变迁 考古学界的主导认识是把中国腹地的史前文化分为长江、黄河两大文化区域，而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只是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具有中介性质，并习惯地把属于淮河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山东的中、南部视为黄河流域，把淮系裴李岗文化和西来的仰韶文化简单地串为一脉相承。但迄今的考古发现已初步证明淮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淮河文化大系”。以新视角审视淮河文化大系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结构研究的重要调整与修正，将为先秦史籍记载、实际存在的淮夷国族和以徐舒文明为代表的淮夷文明找到史前源头，并理顺淮系文化发展的脉络，从一个侧面来展示多源的四夷诸族及其文明如何以三代王朝文明为核心，抟糅为夷夏共同体和走向秦汉帝国文明的历史之路。一 淮系文化的历史舞台淮系文化以淮河流域，包括河南中南部、安徽淮北和江推之间、苏北以及鲁中南淮河支流泗、沂等河流域，为主要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分迁到豫西南、鄂西北、皖西南、鄂东乃至长江南岸。淮河流域诸史前文化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发展阶段也大体表现了同步性。。二 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及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裴李岗文化以“贾湖类型”内涵最丰富。还有比贾湖类型更早的以绳纹角把罐和方口盆为突出特征的“贾湖下层”遗存。安徽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也是淮河流域很早的一支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似无明显的接触。鲁北的后李文化是否已分布到鲁中南的淮河流域，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它至少是与淮系文化接触、融合最早的一支原始文化。第二阶段淮河流域发展起了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诸多文化，形成了淮河史前文化大系，显示出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仰韶文化由关中、豫西渐次东来①，使裴李岗文化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留在原地与仰韶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两源特色的仰韶文化新类型。(郑州大河村)报告称，仰韶文化前三期的一些特征明显地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后四期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因素，但鼎类始终存在。一部分裴李岗人或文化影响，沿颍、涡等淮河支流向东南方向迁移、传播，绕过当时的豫东低洼地带，到达淮河下游的泗、沂流域，在地利甚好的泰山山前平原和苏北残丘地带落地生根，发展起了北辛文化，并向周围分迁、传播，与后李文化等土著融合、重组，形成了北辛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北辛文化进一步发展为早期的大汶口文化。鲁南、苏北的北辛--早期大汶口文化墓地与贾湖墓地有一组相似的文化现象，如以龟为灵、以犬为牲，有多人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有以双耳壶(罐)、鼎、钵为主的陶器组合，使用磨盘磨棒、齿刃石镰与大石铲，有獐牙(器)、猪牙器等等。《舞阳贾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大墩子类型是贾湖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之一。”在向东分迁、传播过程中，可能与小山口一期遗存相结合，形成了安徽淮北的濉溪石山子文化(以该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主)-后铁营类型文化，这一系统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相当，并有不少相似因素。与此同时或稍早，淮南丘陵地区滋长起侯家寨文化”。侯家寨一期“它的来源，从陶碗、三足钵、鸟首形器耳等因素看，与淮河上游地区的贾湖类型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江苏沭阳周围存在着“万北一期文化”。“万北一期陶器中的釜、鼎、罐等均与安徽定远侯家寨的一期文化同类器相似。” “在 (万北)第一期文化时期与淮河中游的面貌基本一致。”或认为万北一期遗存就属于青莲岗文化的侯家寨一期类型①。苏北的龙虬庄文化也受到了淮系文化的影响。 《龙虬庄》作者认为：龙虬庄文化“从各种文化迹象分析可能来源于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另一支裴李岗人或是文化影响，越过伏牛山到达了南阳地区及鄂西北。 《下王冈》作者认为：下王岗仰韶文化一、二期遗存“与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系统的共同因素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早指出，下王冈仰韶文化一期与鲁南苏北刘林都有以狗和龟甲(甲囊)随葬的习俗，它们应有共同的文化源头④。必须说明，上述诸文化之间，因差异明显，被分别命名。但其间的若干共同因素，作为连接点，可以把它们集结成一个松散的“淮系文化”网络，其中裴李岗文化具有明显的主源性。这一网络所笼罩的地区与历史时期淮夷国族群的主要的活动舞台大致相符，就为三代淮夷文明提供了史前根源的有力线索。第三阶段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安徽淮北地区的遗存被认为是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类型；一部分大汶口人西迁到达豫中，形成“颖水类型”e，与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交错分布。至于安徽淮南的凌家滩文化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比较复杂，尚需深入思考。第四阶段为龙山时代。此时的豫东、鲁西洼地地利得到改善，东来、西来的人群竞相开发，使这一地区呈现了龙山文化“突然”兴旺发达之势，形成了一个既有“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又有海岱龙山文化因素的青垌堆类型(或称王油坊类型、造律台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