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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中国反垄断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默默悬挂了三年之后，出人意料地落到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头上。这将是中国反垄断法自从2008年生效以来国家查办的第一件涉及大型企业的反垄断案。本文将对我国电信业竞争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希冀引起学界对电信行业竞争现象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深化该领域反垄断法理论研究，促进我国电信行业的科学发展。 　　一、反垄断法对中国电信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基础 　　自然垄断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传统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1848年，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地租时提出地租是自然垄断的结果。可见，这里的自然垄断主要是指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特性使竞争无法展开或不适宜竞争的情形。现代对自然垄断的理解基本上是在规模经济意义上的。 　　电信业垄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规模经济的自然垄断属性。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在市场上可能容纳的产量范围内，一个厂商的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下降的经济现象。电信行业正是规模经济的典型例子。网络及设备的固定投资巨大，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之相比，可变成本所占的比重较小。这样，随着产量的增加，固定成本被不断摊薄，平均成本呈现出下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电信业务由一家厂商大规模提供的成本要低于由多家厂商分散地小规模供应的成本总和。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自然垄断就会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特性逐渐弱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光纤传输、IP技术、卫星通信等新科技的广泛运用，使得电信网络的建设维护成本、传输成本迅速降低，网络的投资成本不再高昂。社会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电信服务需求的增长以及需求内容的变化，电信业务的替代方式不断涌现。网络建设成本的降低为小经营者进入原来壁垒较高的电信行业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也逐步将自然垄断行业排除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之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 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掀起了电信业的又一次改革重组。中国电信购入中国联通CNMA网，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经过一系列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但是垄断却依然非常严重，这主要由于政府把精力放在实行政企分开上，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没有过多干涉。 　　从反垄断的目的来看，反垄断并不是反企业的支配地位，而是反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状况。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低价和优质产品，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和选择，必须加以维护。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我国《反垄断法》在规制中国电信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中的作用。 　　二、中国电信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总体来说，市场支配地位可概括为经营者在特定市场上具有控制商品价格、排除市场竞争的力量，也就是经营者取得了可以不受竞争压力影响的地位，从而其市场行为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不必顾及同行竞争者和交易相对人的反应。[1]《联合国竞争法范本》将市场支配地位解释为一企业单独或连同少数其他企业控制某一种或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的相关市场。[2]虽然各国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有不同的称谓，但它们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19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制度，其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2）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3）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同时，该条第2款、第3款又规定：有前款第2项、第3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基本查明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企业是在互联网接入这个市场上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况且，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各自在中国南部和北部提供宽带接入，它们的宽带基础设施基本是相互独立的，彼此互联互通程度不高，相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