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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观众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 　　在这个被称为“理论之后”和“后革命”的年代，列维斯特劳斯、乔万尼?阿里吉、哈维尔、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一批叱咤风云的思想巨擘相继离世，笔者近日又从英国《卫报》获悉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病逝的噩耗，痛悼又一颗思想巨星陨落了！这个时代不再盛产理论和思想，20世纪喧嚣繁芜的文化理论盛景渐趋沉寂，伴随着“短20世纪的终结”，当今世界的思想知识图景在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和金融海啸等多维坐标的参照下，正在经历着又一场“拼图游戏”。 　　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集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公共知识分子、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等众多殊荣于一身。霍尔穿行在文学批评、媒体研究、青年亚文化、族裔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等学术领域，始终保持学术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介入，常常借助BBC等公共媒体发表见解、激活思想论争，开辟了一种以跨学科和学术政治化为特色的“文化研究”，堪称名副其实的“当代文化研究之父”。 　　一 　　作为一名身处“家国以外”的流散知识分子，霍尔占据的发言位置相当独特，这个位置就是他所谓的“双重流散”：移民英国之前，霍尔生活在牙买加一个受英国政治和文化影响比较明显的地区，无疑是相对于牙买加本土性的“他者”；移民英国之后又成为游荡在宗主 　　国的“他者”。霍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已经接受了殖民教育，内心对英国非常熟悉。但是，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能成为‘英国人’。我谙熟两个地方，但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如果说，霍尔的双重流散身份赋予他一种观照英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想位置，使他相较于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们，更容易突破缔结已久的英国“常识”；那么，霍尔本人所遭遇的“种族政治”则是催发其激进思想的重要原因。霍尔童年时遭受了来自家庭内部的“肤色歧视”，他是这个混血家庭中肤色最黑的，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这样一次创伤经历：他姐姐迷惑不解地问父母：“你们从哪里领来这么个苦力小子？”霍尔在接受罗杰?布鲁姆利的访谈时坦言，直到18岁时赴英国留学，他才彻底摆脱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紧张不安”。同样，霍尔辗转到帝国求学，原本打算以研习英国文学为业，但由于英国文学批评以建构“英国特性”为旨归，本土白人学者掌控了这一学科的话语霸权，霍尔只能沮丧地放弃了以亨利?詹姆斯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写作，借用后来伯明翰学派门徒吉尔罗伊的说法，那就是“米字旗上无黑色”！ 　　霍尔的这种双重流散处境和种族创伤记忆，一方面使得他比英国本土知识分子具备更加宏阔的视野，不但率先在成教机构开创“大众文化的教学法”，将关注视域投向媒体文化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动吸收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建构起一种英国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霍尔坚持将族裔政治纳入当代文化研究的课题，突破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维度，强调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 　　霍尔是英帝国思想地形和话语机制之中的“游牧者”，扮演着雷蒙?阿隆意义上的“入戏的观众”（committed observer），他深刻审视帝国衰落及其战后英国社会结构变迁所裹挟的文化政治，关注边缘群落的文化再现与身份认同，积极介入当代英国社会文化问题，成为战后流散写作和流散文化理论的旗手。 　　二 　　霍尔的研究领域庞杂多元，很难将之归入任何一个传统学科，这种跨学科、后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取向铺就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发展走向。霍尔既赞赏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日常的”论断，也自觉突破英国文化主义者的藩篱，吸收符号学、福柯的权力―话语、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化是一种再现和意指实践的建构、一个阐释意义的场域，它关涉话语内部的权力运作。霍尔对当代文化问题的考察，始终接合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关联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尤其是英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变迁，自觉摈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凭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测绘，策略性地介入批评实践。 　　从谱系学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播撒，贯穿其内在思想系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后果扩及发展主义、第三世界问题、族裔与性别议题、文化与媒介帝国主义等诸多面向。霍尔的《现代性的多重建构》尝试探析“现代”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显影之途，他从文化、认同等角度思考现代性的多元化，认为现代社会的构建是多重耦合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霍尔反对历史目的论，批判罗斯托等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应当说，霍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发言，呈现出一种重视现代化道路语境性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这显然与他后来强调差异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霍尔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