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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完善 　　摘 要：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时期，在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节点，为适应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应当加强税收的调控功能，建立以激励资本输出为导向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具体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应对现行税收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完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抵免制度，最大程度消除重复征税；在完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的同时，放宽税收协定中“建筑型”常设机构的认定时长，增设税收饶让抵免条款，在维护中国作为居民国税收利益的同时，为企业进行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 　　关键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税收抵免制度；“建筑型”常设机构 　　中图分类号：D99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01-07 　　doi：10.19366/ki.1009-055X.2018.02.001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7亿美元，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列全球第二[1]，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基础。如何通过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调整，激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税收功能定位的调整 　　税收具有两大基本职能：财政职能和调控职能。税收具有财政职能应无疑义，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税收还具有调控职能，通过物质利益的诱导，如对税收对象、税率、税收优惠措施的选择和施行，影响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使其行为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运行趋于健康发展[2]18。这两种职能的作用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甚至可能是冲突的。在我国以资本输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税收的财政功能和调控功能的作用方向大体是一致的，调控功能的最优化带来了税收功能的最大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在涉外税收全面优惠的基础上又实行特定优惠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3]293。这种税收制度设计，既满足了我国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引进来”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向内流动，同时，也因此推动了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实力的发展壮大，显著增加了社会资本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财政收入。但随着我国由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财政功能和调控功能的协调性被打破，矛盾性进一步凸显，核心问题在于，中国资本的外流势必伴随着企业利润的海外留存甚至转移，从而对国家税基造成侵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于苹果、微软、脸书等跨国企业的巨额税款罚单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经济体相继展开了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反避税调查，其中苹果被要求补缴140亿美元的巨额税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输出模式下对国家税基的巨大冲击。在税收的财政功能和调控功能?l生冲突之时，如何选择是决定我国国际税收法律制度走向的关键：如果以财政功能为核心，我们就必须加强对外流资本的严格控制，实行以保护国家税基为导向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如果以调控功能为核心，我们就应建立起以激励资本输出为导向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但可能因此对国家税基带来一定的冲击。 　　我们认为，第二种选择更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将近4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既具备了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能力，也有转移国内优势过剩产业、进一步寻求海外市场的迫切需要。从长远来看，确立起“放水养鱼”、让税于企业的税收调控功能，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生存空间的壮大，而且，只有中国资本的不断强大，才可能成为中国税收源源不断的基本保证。国际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筹集收入，而是维护好国家税收权益，管理好国家税收的国际方面；便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消除跨境投资税收障碍，促进国际经济合作[4]。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关键时期，在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节点，确立起国际税收的调控功能，最大程度上发挥税收激励资本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我国国际税收功能定位的新要求。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中我国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重点区域，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资本输出重点区域中的重点产业。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高涨，截至2017年12月，共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