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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启示 　　【摘要】“彝海结盟”是我党长征时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党成功地运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典范。该文将探究“彝海结盟”的详细过程，旨在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工作有一点启示。 　　【关键词】长征；彝海结盟；和谐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12-02 　　一、 简述“彝海结盟” 　　1934年10月，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工农红军不得不撤出江西苏区根据地。党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同时也为了北上抗日拯救民族的危亡，于是实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个长征途经十余省，其中包括苗、瑶、壮、彝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其中，在经过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时便发生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事件。 　　彝海，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境内，其所在的拖乌区，是冕宁全县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据彝文文献记载：当时的彝区不仅地势险峻、环境恶劣，而且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彝族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家支之间械斗不息，但对其它民族的“入侵”却能保持一直对外。 　　1935年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于是红军先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我党我军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冕宁各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在1935年5月21日，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时，就被手执棍棒、土枪的彝民堵住了去路索钱，沿途树林中也有人放枪，而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沿路散钱并一概不予还击。行至桃树沟，红军又陷入被包围的境地。刘、聂请懂彝话的几个向导向彝民喊话进行宣传解释，然而并不奏效。最后，在进退不能的情况下，红军只得对空还击，把对方打退下去。其他黑彝家支远离出事地点，打了红军可以一走了之，而果基小叶丹家就在出事地附近，他无法置身事外。就在此时，红军一直坚持的民族团结政策终于开始发挥作用。当时红军过彝区时十分注意纪律，连喝老乡几碗水也会付几个银元作为报酬。红军的这些行为传到小叶丹的耳朵里，加上小叶丹熟通汉话，听懂了红军们的喊话，于是派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去探听情况，得知了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一方面本着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一方面由于当时果基家族正与罗洪家族发生矛盾，小叶丹需要部队正规、势力强大的红军的帮助，便与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进行了历史性的接触。果基小叶丹在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愿与红军刘伯承司令结拜兄弟。于是，1935年5月22日，在位于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刘伯承和小叶丹按照彝族习俗举行了“彝海结盟”。同时，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第二天，红军大队人马从大桥出发，果基小叶丹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送到岔罗。在果基小叶丹的大力协助下，红军在沿途所过之处都受到了特别协助，没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通过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国民党蒋介石妄图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遭受灭顶之灾的美梦化成了泡影。 　　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二、 “彝海结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告诉我们，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时候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国家就团结，就统一，我们的事业就进步，就发展，什么时候在这一问题上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持慎重的态度，我们的事业就会受损失，甚至于失败。如今，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极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仍然需要借鉴在“彝海结盟”这一历史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我党处理民族关系中的过人之处，并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中，开拓进取，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大力弘扬彝海结盟精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一）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 　　在红军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时， 沿途宣传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刘伯承司令与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在通过彝区时面对彝民的索要和围攻，也是尽量满足彝族人民的要求，并在彝民攻击我军战士时也是对空放枪，而不伤害彝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