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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说理论学术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 　　摘要：本文试图从历史背景下简析王阳明致良知说产生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而凸显出致良知说的理论学术价值和现实教育价值，为当代人的精神信仰危机指点迷津。 　　关键词：致良知；天理；现实意义 　　 　　一、致良知的理论学术价值 　　1、朱子理学中天理的内涵 　　理学发端于北宋，经周敦颐、二程，朱熹最终建立起整套理学体系。在朱熹那里，理也叫太极，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朱子语类》卷一）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以然即是决定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内在本质或规律，是物理，事理；所当然则是规范人的活动的各种准则（主要是道德准则），是性理。理是超时空的实体，是形而上者，构成生物之本：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虽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答黄道夫》，《晦庵集》卷五十八） 　　理气关系就是形上、行下，道器，形式因、质料因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是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是气之所以然的本体依据，人物之生，禀理为性，禀气为形，气之清浊各有不同，才造成有贤有愚。普遍的、外在的天理赋予人为人性，赋予物为物性，构成人和物的本质，同一的本体即天理之所以然表现在不同的现象中就是性理之当然，物理之实然，事理之必然，这就是理一分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是一已，及散在江湖，不可谓月已分也。天理是总规律，万事万物各自的特殊规律虽然千千万万却都是物理事理，但都是从天理那里来的，是天理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而性理之当然终极化为天理之所以然，于是物理之实然，事理之必然都转化为性理之当然，将至善赋予万事万物，成为宇宙的普遍原则，把宇宙万物都镀上了道德的光芒，因此要求理，把握形而上之天理，就要格物致知， 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认为人要体认天理，必须接触万事万物，去体认蕴涵于万事万物之上之物理事理，即向外穷理以求得知识，追求性理也就是天理。这也是朱熹的知行观和工夫论。见《大学章句》中的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在这里，由于人心之知有未尽处，人心所禀受的天理尚没有完全为人所认识，所以需要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熹通过格物的方法认识事物之中蕴含的天理，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脉相承的，朱熹以儒家正统自居，固然追求道德伦理上的提高与超越，这是千百年来儒家矢志不渝追求的优良传统和最终目的，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其实也就是性理之所以然，通过学习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水平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由道问学到尊德性。 　　2、理的外在制约性不能解决内在道德性的意愿要求 　　在朱子体系中，理同时又是当然之则，具有外在的性质特点： 　　说是非礼勿视，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只眼，不曾教自家视非礼，才视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听，自是天理与自家只耳，不曾教自家听非礼，才听非礼，便不是天理。 　　理实际上作为超验的主宰而支配着主体的行为，表现为异己的、外在的规范，具有自不容己的特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事实上朱熹在这里把自律和他律混淆在一起，世界被二重化了，一面是形而上的性理世界则只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行迹，一面是依存于理的物质世界，但由于理的先天超验性，朱熹不能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因为对万事万物的具体的物理的探究终究不能必然导致认识主体的内心心灵的升华，外在的道德律令只有和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才能自觉地转化为有效的行为规范。而每个人所受禀赋的气因有清浊之分，故有贤愚之别，并非人人都是圣贤君子，即便是格尽天下之物理，又如何能自觉达到儒家所追求的修身，提高道德境界，成圣成贤？从事物理研究的知识论的工夫进路无法导致必然的道德性理的实现，这就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问学何以必然导致尊德性？在王阳明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