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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 　　一.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辩证 　　 　　上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继承古史辨派“疑古”精神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新、旧资料，试图重建中国上古的历史。对于史实的重新认识，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补古史辨派的若干不足，需要加以重新解释和弥补。而古史辨派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伪造的古史系统”命题，也需要加以重新的审视和解释。 　　从现象而言，古史辩派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正确的，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否皆是伪造，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不可否认，“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当中有许多非信史的成分，但整体而言，并非皆是伪造所致，而是史学发展的一种合理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用于比较研究的古史原本是一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这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一直处于完善之中；二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导致古史系统的日益完善。 　　（一） 原本非完整的古史的重建 　　由于目前能完整体现古史系统的文献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典籍，所以严格上说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史系统，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古史系统。而关于古史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也大都是以这一时期的这个古史系统为原本进行的。 　　总观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先秦典籍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本特色，如《尚书》、《诗经》、《春秋》等典籍都是以前人的历史为主要记述对象，以人类社会的活动和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少有神话性的记录，极少对自然现象、神灵等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的解释与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关于人类社会与制度的解释，而且必须有关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解释，而这些在先秦典籍中却十分缺乏。但从《山海经》等书籍看，当时解答自然现象、记录神话的书籍当也不在少数，只是由于后世取舍，导致这类书籍亡佚，被人遗忘而已。即在先秦时期即有相当一部分记录神话和传说时代的书籍被清理出“经典”和“信史”之外，早期的传说与神话没有能够整合进入主流的古史系统，而被散落在外。 　　从世界范围的早期历史看，人类的最初历史是从神话开始的，几乎所有文明的前期历史都充斥着神话和传说，中国历史却是明确地以人为主。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古史系统在形成的初期即抛弃了神话与传说，而关注人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自建立古史的时候起，就已经把上古史中的神话时期忽略了――最初的史学系统已经缺少了最早期的历史。 　　然而，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在逻辑上、完整性、系统性还是研究需要上实际都是无法被省略掉的。所以，这部分被省略掉的历史一直处于重建之中――“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逐渐被建设起来。 　　春秋的人本主义是有其根源的。周人灭商，是以“小邦周”代“大邑商”，统治并不稳固。所以非常关注其统治合理性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德”与“天命”相联系，使个人行为与品质成为获取“天命”的依据，强调人在宗教中的作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现实中则提倡“尊尊、亲亲”等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思想。西周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学在王官”，“王官”执掌各自有所侧重。人本思想的指导加上“学在王官”的单一整理形式，导致文化内容的纯洁，突出了人事在古史系统中的地位，各种不符合人事常规的神话虽然存在，却无法被整合到同一系统当中。 　　春秋时期，学者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本思想，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形势也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人事。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兼并，大量小国被吞并，小国原有的贵族沦为下层平民，将学术带入到民间，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央无力控制学术，而在兼并中角力的各国则急需找到强国存宗的资源，希望能从学术中有所收益，学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相对独立地位。而各家流派的主旨也基本相同，一是努力恢复原有的高贵地位，二是试图取得诸侯支持，以有用武之地。前者使学说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力图保持原有的面貌；而后者使各派为了保持说服力与可信度，以求用于诸侯，都尽力不涉及较虚无的上古资料，而使用较为人信服的近世的资料。所以，春秋时期虽然私学兴起，各家有了将各种杂学掺进本派学术的空间。但是，却没有出现上古史的重建热潮，上古史反而因为要为当时的时势服务而被忽略。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时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初的古史系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流传后世的经典进行整理的儒家更为注重人事，“怪、力、乱、神”几乎被摒弃在经籍之外，神话和传说时期的古史也未能进入古史系统当中。儒家的整理使得杂说更加难以进入系统，使我们视野中的上古史十分单纯，从而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埋下了伏笔。 　　中国上古史系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