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和制度问题.docVIP

中华文史网中国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与制度问题 高寿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视，农村工业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的关注。1972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原始工业化”概念[1]，引起很大反响，并为许多学者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运用。中国和英国在前近代时期经济发展都已达到了原始工业化阶段，但二者的出路却很不相同：英国成为西方国家中唯一自发地完成了由原始工业化向工厂工业化过渡的国家，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却长期在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中徘徊而未能出现向工厂工业的过渡（至于近代以来中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工厂工业较大规模的发展，乃是由于西方影响所致，属于另一问题）。因此，将英国与中国这两个独立发展而又结局迥异的国家的原始工业化作一比较，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中国与英国的农村工业化 关于原始工业化，有关学者的定义不尽一致，大体上是指仍未脱离传统组织形式、但已被纳入广阔的市场网络之中的、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 英国的农村工业古已有之．但到l3世纪才开始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到15、16世纪，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工业的门类很多，最重要的当推毛纺织业。据丹尼尔·笛福说，英国毛纺织业“在城市和邻近的村庄中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几乎是难以相信的”[2]，其中尤以农村工人为多。有的学者估计，17世纪时英国有1/2的人口在农闲时从事工业[3]，其中大多数从事毛纺织业，17世纪初年英格兰从事毛纺织业的人约在百万以上[4]。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恐怕比英国还要长，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比英国发达，就是到16－17世纪，发展水平也不在英国之下。当然，由于中国疆域远比英国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农村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肯定比英国小，但就东南地区而言，以丝织业和棉织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的确十分重要，从业者很多。如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5]。湖州府、嘉兴府、松江府的部分地区棉纺织业发达，“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6]，“人以布缕为业”[7]。 此时英国和中国的农村工业都已超越了只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的阶段，而为区间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生产。英国商人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在16、l7世纪，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呢绒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据统计，1503－1507年间，英国全国平均每年出口呢绒75000匹，1533－1537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02000匹，l543－l547年间平均每年出口l26000匹[8]。到l7世纪晚期，英国毛纺织品的1/2都是为国外市场生产的[9]。中国东南地区的纺织品也并非在本地消费，而被纳入广阔的市场体系。苏州吴江“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10]。江宁盛产绸缎纱绢等，“商贾载之遍天下”，“北趋京师，东并高旬骊、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11]。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磺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12]。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也有着广阔的国际市场。据估计，在17世纪初期，由各种商人每年从中国运到西方的生丝达1500至2000担。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丝织品达数千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数量为1至2万匹。 农村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又为农村地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据估计，英国17世纪末时羊只数目比14世纪初时增加了3倍多，到l741年，全国产毛羊达到1660万头[13]。除养羊外，其他的纺织工业原料的种植也开始起步，如大青、茜草等染料作物的出现，就受到了农村纺织业的刺激，属于商品化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国东南施区与农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也很惊人。丝织业带动了桑蚕业的发展，某些地区的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稻米种植面积。如湖州“以蚕为田，故胜意则增饶，失意则农困”[14]。原来不懂种桑养蚕的海盐县明万历年间始兴蚕利，发展迅速，到天启时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15]。棉织业的原料需求刺激了植棉业的发展，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如苏州嘉定部分地区“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16]，太仓“地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