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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困境及对策 　　摘 要：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中国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构建起着重大的作用，弄清家庭农场在中国的内涵，分析中国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推进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家庭农场；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4-0042-04 　　一、中国家庭农场的内涵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变国营农场“一死二穷”的局面，当时就提出了发展职工家庭农场的概念，现如今，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愈发严重，农业生产规模化引致的土地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外流引致的土地撂荒的矛盾凸显，农业用地非农化趋势不断加剧，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提升，农业生产面临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更为严峻，这些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被视为未来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完善与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将会成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对家庭农场的实践探索早于对家庭农场的理论研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家庭农场的内涵作过界定，早期的研究者对家庭农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化趋势上，顾建洲（1995）将家庭农场视为“农业由自给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一种主要形式”；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又一种形式”[1]；房慧玲（1999）认为所谓家庭农场，就是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与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种养的农户企业[2]。黎东升（2000）等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3]。随着对家庭农场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当前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比如肖斌（2013）认为要特别关注生产方式的前置性制度安排差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是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4]；高帆（2013）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态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本质上是介于单个农户和农业企业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经营组织方式[5]；高强等（2013）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家庭农场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对这一新概念难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并影响到家庭农场的培育。因此，明确家庭农场的含义对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准确执行各项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家庭农场在要素配置上的特殊性 　　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是构成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的载体，家庭农场同时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适应性调整的重要产物。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出发，家庭农场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融合了科技、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拥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具体而言，与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一方面，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生产要素更多，不仅包括不可或缺的传统生产要素，还包括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上，家庭农场将更多的采用科技、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降低对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效率。 　　2.家庭农场面临的前置性制度安排 　　如果将家庭农场看作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制度环境也是由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所组成的，因此在理解家庭农场内涵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建立在一些前置性且在当前环境下无法改变的制度安排之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农场不同，中国的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所拥有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外发展家庭农场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农场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要靠一系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而在中国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基于农户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