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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公民道德观的比较与反思 　　摘要：公民道德是社会道德要求内化的结果，是群体生活得以实现的核心政治概念之一，其本质是公民的身份定位所形成的个人相对于共同体（或聚合体）的义务分配关系。本文围绕公民身份的变化，反思古代与现代两种公民道德观形成和演变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者内在的逻辑差别。 　　关键词：公民身份； 公民美德； 公共理性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8）06－０176－０3 　　 　　 　　一、 古代公民身份与公民美德 　　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城邦政治追求自我治理这个最高的善。鉴于亚里士多德这一总结，我们有理由相信，城邦是希腊人所见到的最为完美的人类生活模式，而这个生活方式仅指公民集体自治。除此，我们很难认为他能理解一种政治与个人生活分离的环境。因此，对于公民美德的理解，古代人是在公民资格、集体自治的语境下进行的。 　　1. 公民身份具有排他性。最初的城邦由家庭自然演化、联盟而成，并非形成时就紧凑有序、浑然一体，更像是由独立王国拼凑而成。在城邦政治的这一发展阶段，公民身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公民资格是必须具备家庭宗教的家长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公民身份一开始就是天然的，它不是靠人为争取得来，也不是将它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一开始它就是一种特权的体现。家长身份包含的是与其他家长同样的权威与独立性、没有过分悬殊的财产优势、文化上的同质性等。 　　起初的城邦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家长，另一种是附属于各个家长的人，如次子家族、被保护人家族、奴隶家族。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一方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力，另一方则只有完全的服从。城邦就是各个家长的联盟，他们依据各自在部族的地位确定相互之间的尊卑关系，但又相互独立，保持着对各自家庭的绝对控制。这些家长在城邦中以公民互称，并在公共事务中担任职务，他们的决定将关系到公民集体的利益得失和命运。至于其他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身份归入公民或者公民集体的所有之下，所以和公共领域无关。这样，家长们从统治联盟变成了一个人数极少的公民社会，所以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就是公民集体，而政治就是公民的事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家庭宗教制度崩溃，公民人数增加，社会发展成为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阶段时，公民身份的排他性才发生较大的改变。 　　2. 城邦垄断与公民认同。城邦生活对于公民来说有着一切人类的价值，那里有他的祖先、宗教、家庭和产业。公民离开城邦独居，他便失去所有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古人与城邦之间的联系是直接、自在的绑定，公民没有选择余地。公民德性，是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迫不得已”。公民在理解自身与公民集体之间的关系时，是在城邦价值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在城邦的语境中，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人天生是过群体生活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了其他人、语言来进行思维上的自我确认，离开群体，他将无法产生语言，无法产生自我的概念，何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会仅仅是他的权利与财产，更有他的信念与宗教。古人深切体会到离开城邦的痛苦，他们将放逐视为“比死亡更严酷的惩罚”。遭到放逐的人，将会失去公民身份。他相信，这相当于离开了神的居住地，同时也失去父权、夫权、财产、安全，更失去了作为公民的尊严和荣誉，其他城邦的人不会接纳他，只会将他作为敌人或奴隶看待，生命没有任何保障。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公民身份比生命更贵重，即使城邦误判了他，他也不愿选择被放逐或者逃亡。在城邦，即使死了，公民相信他的灵魂会留在这片土地，还是在神的眷顾之下。但是一个失去公民身份的人，相当于将他所有的社会属性剥夺，降为孤独的野兽。古人与城邦之间的结合，被看作是个人存在和实现自身的唯一选择，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而，在本质上，城邦必然高于个人。 　　公民的自我认同，依托于城邦政治对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垄断之中。在这种垄断之下，古人没有不爱国的理由，他们的躯体与精神相分离：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除此之外，一切价值内涵都留在城邦之中。他们不具备个人脱离城邦而维持生存、安全的自足条件，亦缺乏因信称义类型的宗教信仰，因此他们将自己整个视为城邦的所有物，在各方面表现出了难得的爱国美德。但是，公民的自我认同是没有选择的服从，因而公民美德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3. 自治与公民美德。城邦公民通过公民会议来决定公民之间的正义规范，决定与他邦的关系。他们的私产寄托于城邦的强大，抵御外敌以及其他公民的侵害，所以公民个人的命运与城邦命运是一体的。他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对于他来说，除了公民头衔，他就是家长。和其他公民的交往，关系到整个城邦的事务，那么就是政治的范围。这意味着除了其他公民，满世界就剩下自己和敌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关乎城邦安危，处处受到其他公民的监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