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叙事地双重幻像——王力.docVIP

PAGE PAGE 105 前言 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来说，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赵树理来说，这个年代是他进入文学史秩序的最重要阶段，因而构成了研究其创作的典型场域，它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初语境，又对建国后一度繁荣的农村小说具有发生学意义。 首先要回顾一下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结论和基本思路，简述如下。 一、黄修己、董大中、戴光中等人致力于史料搜辑、《赵树理全集》的编纂出版以及传记叙述工作。1996年出版的《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汇集了此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基础。目前收集作品最完备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赵树理全集》。1990年和2001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研讨内容广及赵树理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赵树理创作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作用、当前如何进行赵树理研究等诸多方面。日本学者釜屋修的赵树理传记也已翻译出版。 二、从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思考和评价赵树理创作的价值、意义、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进展路向比较多而且成绩明显。突出的有：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从地域文化多因子独特组合的角度，研究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文学创作与三晋文化的关系，并努力寻找其“农民文学”的特征和成因；其研究理路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性：“只有将对农民精神和思想状态的探索与对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把握农民，才能了解和合理解释农村社会的一切变动。”其注重原始资料实证的学术风范使这一著作成为赵树理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以乡土文学的嬗变为背景，从政治认同、乡村生活体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综合解读赵树理的创作历程，探索他与五四文学传统和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关系，其中对赵树理的“乡村生活体验”与其文学追求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之关系的分析颇有价值，即首先把作家看作在各种困境中挣扎的“人”，不过对赵树理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归结为对物质困境的反抗和对理想的向往，则令人觉得有些简单化。一批研究者以解放区文学为具体历史语境，结合毛泽东《讲话》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强力制导，思考赵树理创作在政治宣导与农民审美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和沟通的努力，在大众化、通俗化道路上的得与失。这些研究对赵树理独异性的挖掘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说明借助文化研究的视角是可取的，但还需对赵树理的主要作品更深入地解读，同时要辅以其他研究视角。 王富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被借助者”；陈思和从民间文化与潜在写作的角度发现了《“锻炼锻炼”》和叙述“实干”诸作的深层价值。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展史是这种研究思路的宏观背景和价值参照系，这也就超越了将赵树理单纯当作“政治化”作家的观点，从而帮助我们思考赵树理在“被借助”的同时如何借助权威政治话语反映农民的生存价值观，赵树理的潜在写作又是如何反映了农民的生存困境，以及这种写作姿态的当下性等意味深长的话题。陈徒手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对赵树理的农民立场与权威政治话语之间的冲突，作了深刻的剖析，是探究其复杂心理的深刻之作。这对于理解赵树理在作家、农民、干部等不同身份之间的矛盾性选择，这种选择背后的价值冲突所带来的灵魂痛苦，不无启迪。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发现了“西方”与“中国”的对立，认为赵树理的叙事是为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一种努力，但由于赵树理对现代性的不自觉状态，使他不能走到现代性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的“典型化”高度。这种对赵树理悲剧内在理路的探讨，触及赵树理作为一个坚持农民生存价值观的作家与“方向”的内在规定性之间的宿命性矛盾，反映农民真实生活状态与要求“典型化”的国家叙事之间的矛盾,是从“现代性”视角思考赵树理创作的成功示范。 三、以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理论评价赵树理文学模式的生成及其意义。赵勇从读者接受的效果层面，以信息传播图式为据，认为赵树理创作主要遵循使信息传播效果最大化的传播学规律而并非自觉意义上的文艺学规律。被传播图式限定了的创作模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却更多体现在传送政治信息的层面上。因此而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小说的接受对象到底应该是读者还是听众？与书籍传播的‘点对点’相比，‘点对面’的口头传播又真正体现了怎样的优势？”这种传播学视角促使研究者思考文学生产与传播、创作预设与审美内涵传递中的歧异等重要问题。 徐德明从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切入，指出赵树理一反以鲁迅《狂人日记》为开端的现代叙事的“文字场”传受方式，建立了一个最纯粹的“声音场”，他以接受目标为最高价值制约，很大程度上把语言的螺旋弹性拉成直线状态。这就将赵树理研究拓展到二十世纪汉语言变迁与文学叙事传统和读者接受的新领域，启发研究者在白话文学发展的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