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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新思路 　　摘 要：中国古代书院自春秋萌芽，唐代形成，宋元明清持续发展，直至清末被近代新式学堂取代，目前仍保留有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形式并培育了无数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书院教育模式。书院教育教学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其秉承的学术自由与创新、营造的情怀熏陶与氛围以及多样化的传播机制，对当今传统文化的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播；书院模式；传统文化 　　1.古代书院的创立与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创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私人讲学。从孔子兴办私学开始，在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的转变过程中，逐渐孕育了民间讲学、传播义理的氛围和环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战国时代的田氏齐国广募人才，创办了可以自由研究讨论的稷下学宫，成为古代书院教育文化的滥觞。直到唐代，伴随着官方修史的展开以及科举制度的确立，书院制度正式产生。“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可见，书院产生之初主要致力于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事务。 　　书院在宋代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与宋儒名家四处讲学密不可分，出现了后人熟知的四大书院②，其传道授业功能逐渐凸显。自“宋初三先生”③到中期理学的兴起至南宋朱子“闽学”，每个阶段的儒生在进行儒学运动、宣讲各自学说的过程中都以书院为场所。其讲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对当时盛行的佛教、道教带来了冲击，书院一时成为复兴儒学的阵地。 　　元代对书院的保护和鼓励是服务于其巩固统治、统一全国的目标，所以元代的书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官学化色彩。明中叶以后，随着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的挑战，书院再次成为新兴思潮的集散地，这为书院教育注入了新活力。及至清代，为防止明朝末年知识分子以书院为阵地批判时局、议论朝政带来的种种风波，加强对汉民族的统治，官府对书院的控制愈加严格。顺治九年诏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不许别创书院，聚群徒党”④，这样就“形成一种万民隐退的心态⑤、非政治化的心态”。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稳固，雍正年间又鼓励并资助各省建立书院，本质上是建立一批可供官府操控和驱使的书院，如曲阜尼山书院、济南泺源书院、德平白麟书院等。清朝对书院的政策虽然保留了书院组织的形式，但实质上扼杀了书院讲学的学术自由，这就为书院最终被学堂所取代留下了隐患。总体上来说，元明清时期的书院比较繁盛，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书院已然成为民间教育系统里的重要支柱。 　　2.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 　　在北宋官学不断衰败及理学思想萌发的时代背景下，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重整白鹿洞书院。在完成了修葺校舍、广集图书、延请名师、招收学生等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朱熹还从学规、教学内容、教学制度上为之后的书院做了重要示范，为古代书院教育制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1）学规：中国古代书院早在北宋就立有学规。例如北宋熙宁年间，中宣大夫邑人詹安在遂安县西北建瀛山书院，其学规为：“一曰格致，二曰慎修，三曰戒傲，四曰安贫，五曰会文，六曰尊注，七曰通务，八曰知命，九曰惜阴。”⑥这种读书穷理、修己治人的教学理念为朱熹所继承，并将其通过白鹿洞书院发扬光大。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主要体现在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在他看来，书院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而“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贯穿书院教育的始终。所以，朱熹所制定学规的目的在于 “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⑦。《白鹿洞书院揭示》所制定的学规很快为南宋书院所认可，成为后世书院制定学规的准绳。 　　（2）教学内容：书院的教学内容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唐代书院以藏书为主要功能，教学并不是其主要目标，所以士人更多是以所藏之书为蓝本进行自修研读，学习内容并不固定。书院教学内容的相对固定和规范是随着南宋书院的勃兴而确立的。据学者考证，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为教学内容。同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完成了许多个人著作和讲义，其中应用于教学的有《四书集注》《讲堂策问》《大学或问》等，尤其是《四书集注》成为后世书院讲学的必读科目。明中叶后，王阳明以其“心学”观点在江浙一带诸多学院讲学，在其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了其学说体系。自清朝始，书院迫于朝廷的限制多转为科考型书院，这时期的书院沦为统治者钳制士人的工具，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在书院官学化的大趋势之下，也有一些书院发扬了值得称道的创新精神。如黄宗羲在书院讲学时提倡“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