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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国人理想社会模式的转型 　　[摘要]19世纪中下叶开始，中国人的社会理想逐渐摆脱传统的“大同”、“平均”社会理想模式，而向近代理想社会模式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五四时期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五四不仅帮助中国人树立了建立民主社会的理想，并且把这一理想推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更高境界。 　　[关键词]理想社会模式；近代转型；五四时期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005-06 　　 　　中华民族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优秀民族，中国人自古就充满着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并提出了多种理想社会模式构想。19世纪中下叶以后，随着时势和社会思潮的演变，人们的社会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理想社会模式逐渐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五四时期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五四”为全面建构和集中展示各种近代理想社会模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五四”把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推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更高境界。 　　 　　一“五四”之前国人理想社会模式的变迁 　　 　　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由来已久，相关的社会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孔子的“有道”，墨子的“尚同”，老子的“小国寡民”……都是这种社会观念的最初表达。到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诸子百家的上述观念，正式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构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在“大同”社会理想形成的同时，另一种表达人们社会理想的“平均”观念也频频出现。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分财不敢不均”，韩非子的“论其赋税以均平富”，荀子的“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管子的“政平人安”等，均从不同侧面描绘出以平均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图景。不过与“大同”理想不同，“平均”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构想的正式形成是农民领袖的功劳。至迟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历次农民起义无不以“平均”相号召，以平均为特征的理想社会成了他们的最高向往和奋斗目标。 　　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会有着不一样的社会理想，这决定了历史上理想社会形式的多样性。然而中国历史及其思想史告诉我们，大同社会和平均主义社会，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两种理想社会形态。这不仅因为二者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最为多数人的倡导和推崇，而且它们作为群体性的思想观念，已经长久并牢固地置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的真诚信仰和最高追求。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政府的反动腐朽，中华帝国陷入了全面危机，原有的社会秩序已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在此情势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思考和寻求救世良方。并就新的社会秩序进行规划，以此作为现存社会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就其出现的时序言，最初分别表现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太平天国”根据洪秀全的设想，是一个“天下多男子，皆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是姊妹之群”的没有等级区分、没有阶级压迫的平等社会，是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人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理想社会。而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则人无私产，“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同时“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无舆服之异，无仪从之别”，人人皆享有平等、独立、自由的权利。显然，洪、康的理想社会设计，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资源，是在直接继承历史上大同思想和平均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应当指出，洪、康所描绘的社会理想并不是前人社会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了某些新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分别以《天朝田亩制度》和《大同书》的形式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整的理论形态，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洪秀全在发动起义之前已经接触了西方的基督教，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即采纳了基督教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并汲取了孕育于基督教文化的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而拜上帝教的教义又是洪秀全用以构建太平天国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便使洪的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因具有了某些近代因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近代因素更为明显。他的“大同”世界不再是一个建立在低下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理想农业社会，而是有了由“声光化电”带来的近代气息；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却又力图对其超越。它是在西方思想启发下对古代大同理想进行加工后产生的新的思想成果。 　　洪秀全和康有为让历史上两种主要的社会理想形态在近代中国复活，并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对其进行了某些近代加工，这是他们在传统理想社会模式之近代转型过程中做出的贡献。然而他们所构想的社会理想仍然属于传统类型。真正开始在近代性框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