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之路径建构研究.docVIP

PAGE PAGE 1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之路径建构研究 　　内容提要　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政治、信任上的“软危机”，经济、管理上的“硬危机”，都已成为影响中国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更阻碍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两者和谐关系之建立。故在“后农业税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探析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之路径建构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新农村；基层政府；农民群体；和谐关系；路径建构 　　作者简介　郑代良(1975－)，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系讲师。(湖北武汉 430074) 　　农民，中国政府一个永恒的主题； 　　政府，中国农民一个永久的话题； 　　农民与政府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近年来“农民增收”、“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和“村民自治”等“三农”问题已成为政府、农民群众、理论界和社会媒体特别关注的话题，《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重点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综合配套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现代化；但现阶段，最主要的就是解决政策落实难的问题，即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把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决策等精神落到实处，使中央政策、决策到了基层“不变形，不走样”，防止“好的政策，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故问题的关键点就落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是否彻底、是否走样、是否心中有“民”、是否灵活、有效地与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能否对自身进行改革、完善和与时俱进，也就决定了基层政府在面对“三农”问题这场“战争”中能否胜出，能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实现与农民群体的和谐发展与良性互动，这是理论界和社会实践者都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 　　一、现实与反思：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能否建立的前提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政府机构改革到兴办经济特区，受益者也从“分田单干”的农民、个体工商户，转变到了城市居民、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权力寻租等“富裕”起来的特殊利益群体，而九亿多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和改革创造者、发动者竟没能真正共享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农业增产不增收、减负不减压(减负指免征农业税，不减压主要指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缺失对农民压力很大)；缺乏强有力为自己代言的非政府性或非营利性组织(简称NGO或NPO)；利益诉求途径单一与制度性堵塞；自身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和真正的尊重；参政议政渠道唯一和缺乏话语权等等。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改革发展过程中，农民和农村――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区域――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基本被边缘化了。农民以前的动力和豪情基本上耗尽；农业发展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确实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危险和不稳定因素，如：基层民主建设滞后、乡村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外出务工所导致的“留守人口”问题等等。社会各界必须正视这些现实并反思存在的问题以求社会和谐之发展，以达公民共享发展之成果。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基层政府与民众能否进行真诚的交流沟通与良性的互动合作，但目前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或者说权威性和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故基层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正经受“元声和严峻的考验”。正如李昌平同志在《我向老百姓说实话》中所说：“中国农民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生态会作出自我调整，最大限度地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这句话确实应引起各界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面对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基层政府应肩负历史的重任和民众的厚望，应转变观念、理顺职能与民俱进，从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与通力合作，以达和谐社会之远景；所以基层政府应把以下主题实质性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