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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为本的互助机制加拿大邻舍中心及其对中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摘要：当前西方很多福利国家重新转向一度被政府政策所忽视的社区，期望社区能分担国家对公民福利需求的支持。重振福群中心是社区重建获得肯定较多的方案。今天，福群中心以邻舍中心的面貌，仍然活跃在北美很多城市社区中，秉承福群中心的传统，由公民社会自我管理，以地域社区为本，提供多元化服务；服务社区群体的不同利益和需求的同时，培养社区领袖、建立社会资本、重建社区合作精神。邻舍中心在加强和维护社区团结、调动和整合社区资源等方面对中国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社区；社区建设；福群中心；邻舍中心；温哥华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1-0091-07 　　在全球化时代，社区人口流动性强，居民的需要变得多元化。以不同社会身份为组织中心的新社会运动也为社区带来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团结比过去松散、利益多元的社区居民成为重建社区的首要工作。要重建现代的城市社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社区机制：一方面能为居民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为社区内不同利益主体搭建桥梁，为社区成员的协商、团结提供平台。在这一前提下，西方学者们重新发现了拥有超过一百年历史、但一度被政府政策遗忘的福群巾心，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全球化时代里能有效重建社区的民间第三部门。 　　福群中心的历史发展 　　福群中心源于19世纪晚期的英语系国家。Wilenskv和Lebeaux基于英美世界的经验来解释现代福利制度出现的原因。他们认为工业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城市化，也带来了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社会问题，恰巧是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化的三联体。尽管这种三联体从来没有在当代人类历史上消失过，但它们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工业化早期、劳动法颁布之前。当时，受教育是富人的专利；贫穷非常普遍；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阶级分化甚至表现在居住区域安排上――贫民窟让人感到无奈，到处都是犯罪和妓女。从《维多利哑济贫法》到今天，人类做出了各种努力来抑制这个三联体相互作用的消极影响。福群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福群运动是由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基督徒首先发起的，他们把贫民区里的社会现象看作是“道德危机”。1884年Samuel Barnett牧师在伦敦贫民区建立了第一个福群中心（ Settlement House），即汤恩比堂（Toynbee Hall）。Samuel Barnett试图用福群中心代替可能会导致更多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改革运动。通过让大学生进驻贫民区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改善贫民的牛活和文化环境，从而打破阶级鸿沟。汤恩比堂起到了示范作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福群中心，后来更遍及印度、中国香港、日本、东欧与澳大利亚等地 其中，最著名的福群中心可能是由曾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珍?亚当斯（ Jane Addams）在美国芝加哥成立的赫尔馆（ Hull House）。与汤恩比堂不同的是，赫尔馆是一项非宗教运动，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福群中心的赫尔馆几乎成为全世界福群中心的典范。在许多国家，福群中心成为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社会服务中心新形式――既是处理社会问题的一种服务机制，又是促进居民团结的发展动力。 　　20世纪中期，福群中心的影响开始慢慢消失。大量在城市中的旧社区获得重新发展，将福群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社区问题根除了。在许多福利国家，官僚化、专业化和集中化抑制了公民社会与社区的发展。同时，在激进的民权运动风潮中，福群中心的社会改良政策方针，被认为是保守和低效力的。更为重要的是，福群中心逐渐对政府提供的资金变得严重依赖，因此也弱化了它的社区建设功能，而且分散了它对于传统的整体服务的关注力。福群中心慢慢在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上被遗忘，部分福群中心被解散。 　　但是，经济全球化所产生巨大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使得政府在维护公民权益方面扮演的角色发生动摇，而且威胁到了早已弱化的城市社区的团结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的内部和外部移民，北美绝大部分城市中的社区，都有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人。原来单一性的社区被分解为多样的利益群体。在发达国家，多样性成为了大都市地区发展的标准，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而且，这些新的不可抵挡的力量，亦挑战着传统的社会与道德秩序。全球化孕育了后现代的环境，传统的社会和道德标准遭到质疑。以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形式产生的新社会运动，透过人们对不同社会身份的选择性认同过程中产生。在超越传统的时代，受宏观经齐和全球控制力的影响，社区观念被逐渐弱化，这是世界各地社区面对全球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试图下放国家的福利责任，作为公民社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