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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 　　摘要：当市场上风险资产的损益引起财富的变化时，会影响家庭内部消费、投资和储蓄的结构，进而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变动。因此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的家庭由分享经济资源，共同决策和计划，包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结合中国实际及其他属性变量，重点研究婚姻对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对了解家庭投资决策者，进而协助投资市场的日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婚姻；家庭风险资产；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日趋复杂的金融改革及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家庭金融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财富管理、投资选择等越来越受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视。一方面，研究者须更关注在资本市场日渐开放的前提下，家庭经济行为选择，风险资产应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包括夫妻二人，探究如何运用共享的经济资源，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的研究更具有深远意义。同时，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家庭婚姻观念影响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的家庭投资行为及风险资产持有的类别发生变化。课题组针对中国当代社会，着重对婚姻状况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得出婚姻对中国当代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的相关结论，为家庭投资决策者、金融机构及国家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研究的重点与创新点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为2011年的截面数据，样本规模多大8438个家庭，29432个个体，但针对家庭是否持有某种金融资产这一问题，持有的家庭占比很小，如占比最高的股票持有家庭只有694户，持有基金账户的家庭占比第二，也仅为358户。在此背景下，结合文献与中国实际，我们给予风险资产新的诠释，不再只研究金融风险资产，同时加入投资性房产，有效地改善我们的数据。 　　创新点：（1）早期有关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风险资产或者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率等方面，较少有学者针对婚姻与风险资产作过研究，大体上风险资产的概念围绕股票、基金展开，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考究。（2）本文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深入的剖析，为家庭资产选择研究带来新的方向。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在2011年历时三年之久而成的数据库，为资产结果的合理化分析提供微观基础。（3）本文突破现有文献对于风险资产的简单定义，开拓性的将投资性房产加入风险资产的范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只是单一的分析变量对总的风险资产的影响，更分析变量对风险资产细分领域的影响，研究更加深入透彻。 　　三、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运用了Stata12.0软件，对总风险资产、投资性房产、股票这三个观测项采用资产参与概率Probit模型和资产持有量Tobit模型进行研究；在对婚姻的影响探究上，从单因素过渡到多因素，并按因素分组观测其变化，更仔细与全面地反映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有利于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本文引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涵盖我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课题组以风险资产为主要研究对象，引入多元虚拟变量与数值变量，在不同婚姻状况下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结合资产概率模型（Probit）资产需求模型（Tobit）的运用特点，方法涉及从单因素控制到多因素引入的联合影响、按其他因素分组的影响以及风险资产细分下的相关对比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已婚状态的户主在总风险资产参与较多；风险资产细分后，婚姻与否对参与特定的风险资产可能持相反方向。其中以投资性房产与股票为代表，已婚决策者投资性房产更高，尤其男性；单身决策者股票参与更高，尤其女性。第二，总体风险资产的参与中，已婚与单身的女性都比男性的参与度更高，这对以往研究中偏向女性厌恶风险的说法提出新的讨论。在此，本文进一步地结合中国家庭实际状况，利用将风险资产分类、按不同因素分组等方式对过往资产选择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四、总结与建议 　　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受到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来源于：（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我国居民投资的多元化；（2）政府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3）缺乏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资产产品，投资渠道狭窄。 　　（一）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者 　　（1）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投资者不确定预期之忧。完善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机制，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使用、发张纳入法制轨道，从而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稳定的预期，释放投资潜力。 　　（2）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使资本市场逐渐成为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投资的理想场所。改革和完善我国股票IPO制度，发挥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分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