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法契合与分歧基于自由维度审视.docVIP

侠与法的契合与分歧基于自由维度的审视 　　摘要：侠与法都是人类追求自身自在自为的生活进行的设计，他们的存在，从本质上言，都是人类不断探索和争取自由的历史产物，从自由的维度透视二者，它们存在着很强的契合性。但在各自的发展中却渐行渐远，究其因亦是二者对自由问题上的差异所致之必然归宿。当今，侠作为历史存在物虽已消亡，但对法治的自由追求之路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侠；法律；契合；分歧；自由}正义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038-04 　　 　　历史的轨迹告诉我们，侠与法早已渐行渐远，在今天，侠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法律已不仅是被信仰的精神，更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关于侠与法的关系，笔者曾从维护正义的视角进行解读，认为侠是正义得以实现的私力救济符号，法则是正义实现的公力救济或正式救济方式，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互补关系。侠与法都是维护正义、缔造和谐生活的产生物，但在各自的发展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本文通过考察认为，皆因自由故，即是对自由追求的差异所致之必然归宿。 　　 　　一、侠与法在自由问题上的契合 　　 　　“自由是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以人的自主性与自觉性的选择为基础，通过对活动客体的认识与改造而实现的一种解放与自我实现。”也就是说，自由是要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没有主体平等的自由是不完全的或受限的自由。当然，从历史角度看，自由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要求主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必须放在历史维度中去考察，每个群体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该群体最大限度的自由。 　　法律从产生伊始就决定了其作为上层建筑的使命，法律是上层建筑的符号。当然，法律的诞生并不能仅仅看做是统治的工具，它还是调整人类行为的存在方式，在阶级社会，法律是作为统治群体追求他们所能享有的自由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相对合理的形式来完成他们对自由的享有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不上大夫”与其说是一种特权，还不如说是统治群体对自由的诉求。而且，法律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着被统治群体的自由诉求，尽管这种诉求是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内，尽管以现在的视角看可能是一种不平等，但若历史回到当时的情景，被统治阶级(在这里我们更乐意称为是老百姓)更多地是认可并生活在这些规范下，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平等。从历史实证的视角考察，在一个朝代的统治前期，法律也是能给人民以较好的自由度的，如汉初的三十税一、取消一些酷刑等，这些规范是能满足他们一定的自由需求的，除非这种规范让他们除反抗外无法生存，而这时往往是走到了该朝代的后期，如秦末陈胜、吴广面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境地，但一个朝代后期的这种状态不能被无限扩大化，完全否认法律所能提供给老百姓的自由度，毕竟它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常态。 　　从侠产生的历史来看，它生于乱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一般认为，它产生于东周以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战乱频发，根据《春秋大事表》记载：春秋时期至少有110个诸侯国灭亡。《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从公元前364年到前260年，百余年战争伤亡人数达120万人。持久的战争是社会流动的催化剂，战争促使了向下层社会的流动。“在漩涡中，物体的位置比在静水中变动的更快、更突然。水草可能漂向水表，而漂浮物也许被推向水底。”社会阶层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各阶层问有了更为自由的流动，王公贵族可能成为平民甚至是奴隶，平民也有了向上层移动的机会。侠就是在这种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条件下产生，这也致使它的构成比较宽泛。侠的出身阶层甚广，上至卿相，下至匹夫，前者如战国四公子，后者如聂政为屠宰，侯赢为城门小吏等，他们不必是冠雄鸡、佩碾豚的赳赳武夫，可能是信义不苟、内行修洁、轻视生命的文士，而完全合乎侠的基本典型。其次，他们虽依附贵族以出卖技艺，但亦有固定职业。王学泰指出：“游侠存在的条件是中央集权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还不太严厉的时候。因为游侠与游士、游民不同，他们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决定的，而是一些人自觉选取的一种生活态度。”还有学者从人格心理学角度进行审视：“中国古代的‘侠’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道德自由，不拘礼仪，不顾伦常的任性自为，在他们看来，习俗和传统就像是披在身上的斗篷，随时可以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抛弃。由此，我们可以将侠视作这类充分实现全部潜能或人性全部价值的自由、健康的人。”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侠作为个体的存在至少是自由的，而且也能够追求他想要的自由。 　　对待不自由，侠与法的基本观点也是统一的，就是反对不自由。侠对于不自由的态度是直接的，面对不自由，面对危及到其个人自由时，奋而反抗或者抛弃是侠的做法。法律的变迁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争取自由的历史，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