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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到案措施一个初步的制度解析 　　〔摘要〕 到案措施是一种侦查权力,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特点。我国历代官府都以强制到案措施的使用为主,“捕”或“逮捕”构成传统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之核心。从功能角度,当代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多种到案措施。我国现行到案措施制度不仅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所发展,这种发展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借鉴,包括传唤制度与附带期限制度。传唤制度在强制措施之外为侦查机关提供了柔性的手段选择;附带期限制度直接限制侦查权力运作的时界,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保障。两种制度的基点均是更好地保障人权,形成了既具有传统的行政化倾向,又具有西方式人权保障色彩的侦查到案措施制度。 　　〔关键词〕 侦查到案措施;强制到案;有证逮捕;传唤制度;附带期限制度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3-0079-07 　　 　　①(注:如无特别指出,下文所用“到案”、“到案措施”均为“侦查到案”或“侦查到案措施”之略写。) 　　〔作者简介〕(注:唐雪莲,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公安厅宣传处干部; 　　马静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长期以来,“到案”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实践的一个习惯用语。侦查人员使用“到案”时,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从普通公民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而初次到达侦查机关接受调查的情形,此即所谓“侦查到案”。〔1〕与“侦查到案”相连的基本概念是“侦查到案措施”,①它与嫌疑人到案方式有关。到案方式可分为自动到案与被动到案。前者系嫌疑人在司法机关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行到达司法机关接受调查,是主观的自愿性与行为自动性的结合,通常称为“自首”。被动到案是到案措施运用的结果,指嫌疑人受指示或人身约束而到达司法机关的情形,体现为主观上的非自愿性与行为上被动性的结合。到案措施是一种侦查权力,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特点。正因如此,侦查机关才能在嫌疑人不情愿的情况下使其到案。 　　由于主动到案为嫌疑人的自愿合作行为,缺乏国家权力的介入,因而不具有程序规范的价值。与之对应,侦查到案措施具有行政权力的特征,其运用既会构成对嫌疑人自由的限制,也会对侦查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从规范角度对此进行一个简短考察。 　　 　　一、我国现行法中之“侦查到案措施”:传统、渊源与特点 　　 　　“到案”一语的使用很可能始于清代。据那思陆的考证,清代差役所持拘票中就有“到案受审,切切勿违”字样。〔2〕无论用语如何,就实质内容而言,司法机关运用“到案措施”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历史。 　　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弹劾式诉讼,并无到案措施之说。自战国开始,随着国家权力对诉讼程序控制力度的增强,到案措施逐渐成为确保被告人接受调查与裁判的程序保障。考察发现,历代官府都以强制到案措施的使用为主,其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类大体类似于现行法之“拘传”。根据陈光中、沈国峰及李发交等人的考证,拘传在古代法中的称谓有“执”(秦简)、“追摄”(唐律)、“勾追”(宋刑统)及“勾取”、“勾问”(明、清刑律),等等。〔3〕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在使用上都具有强制性,但程度不一,如“勾追”、“勾取”和“勾问”的强制性弱于“追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既适用于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于证人,而“追摄”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另一类称“捕”或“逮捕”,它构成历代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之核心。“捕”的使用源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所制之《法经》。《法经》共六篇,其中第四篇为《捕法》。《晋书#8226;刑法志》简论了“捕法”在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方面的规范价值,“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4〕遗憾的是,《法经》仅留下《捕法》篇目名称,其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5〕尽管如此,根据文献记载,此后历代刑法大都以《法经#8226;捕法》为范例,在律例中专篇规定逮捕之法。如秦律之《捕法》、汉律与魏晋南北朝典律之《捕律》、隋唐宋元明清律之《捕亡律》,此外,亦有单行的逮捕法令,如宋建隆、元成宗年间所颁之《捕盗令》。〔6〕 　　传统法中,逮捕的侦查属性和审判属性并未截然区分,其根由是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混同。这种状况自晚清编订《大清刑事诉讼律》得以彻底改变。随着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分离,侦查到案措施具有了特定的阶段性功能,即保障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与调查,以查清案件事实。相应的,到案措施的体系构成、权力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也有明显的变化。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中,就具体的制度而言,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到案措施类型之多样化。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和传讯等。其中,“传讯”应为“传唤、拘传以讯问”之意,不是一项独立的到案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