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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新时代 　　【摘要】“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经验，是中国传统智慧与我们党政治智慧共振的结晶，具有化解当前社会治安矛盾的功效，并在新时代浙江的实践中显示了卓越的生命力，因而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传家宝。应从组织体系、治理机制、智能平台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时代。 　　【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 综合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变革，中国社会治安基础和矛盾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安综治模式已不能适应多样化的新时代。传承“枫桥经验”，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模式，是破解社会治安供需矛盾的时代选择。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安的主要矛盾是供需不平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全局性的，决定着新时代治安工作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和治安工作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讲，目前我们的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还主要是综合了政府部门，民间力量严重缺位，从而陷于政府一元化综治的局面，导致了三大问题： 　　单一性治安产品与多元化治安需求的矛盾。我们给社会进行治安管理和服务，本质上是为社会提供治安产品，可分为公共、准公共（又称俱乐部）、私人三大类。它们是互补品，而不是替代品：政府应负责公共安全，满足社会公众的治安需求；社会组织应负责准公共安全，满足群体内部的治安需求；公民个人则负责私人安全，满足个性化的安全需求，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连续性的治安产品供给体系，以满足多元化的治安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推行基层群众自治，以社区警务和110延伸服务来补充，但由于重服务轻动员，社会和群众的治安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加之社会的“碎片化”和“空心化”加剧，有限的社会组织没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群体安全，孤立的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多数难以承担完全的自我保护，整个社会仍然陷于靠政府提供一元化公共治安产品来大包大揽的僵局。治安产品的供需矛盾直接导致了在治安上的两难局面：政府已经很努力了，而群众的治安需求却总不能满足。 　　单一性治安治理机制与多元化社会结构的矛盾。多元化社会必然需要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治理：一是基于单边治理的道德机制，靠行为人自律；二是基于双边治理的信誉机制，靠当事人互动；三是基于第三方私人治理的他律机制，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四是基于第三方公共治理的法律机制，靠国家机器强制。前两种机制主要使用社会规则，核心是礼俗文化，作用于熟人社会，产生的是社会自发的内生秩序；后两种主要使用国家法律，核心是国家强制力，见效于生人社会，产生的是人为建构的外生秩序。四种机制各有作用中轴，良好的治安秩序必须是以内生秩序为根据，以外生秩序为条件的共生秩序。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大流动，使得基于儒家文化和熟人社会的传统礼治规则难以发挥作用，内生秩序严重缺乏；社会组织发育较弱，第三方私人治理也严重缺位；现行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本质上仍然是国家资源主导的第三方公共治理的法律机制。缺乏内生秩序的支撑，国家的法律机制和治安防控体系等措施就难以扎根，来自社会肌体的治安问题必然防不胜防。 　　单一性治安主体与多样化治安客体的矛盾。治安工作的主体有三类：一是政府（含警察），使用政府的公权力；二是市场（安保企业），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三是社会（民间治安），靠的是社会道德自律。由于我国的市场力量起步较晚，社会力量也刚刚开始释放，我国的治安还主要是靠政府力量在支撑。相对于治安工作主体，我国的治安客体则复杂多样，可以分为七类：即积极守法护法的依靠对象、共享治安利益的合作对象、弱势群体的保护对象、高端群体的服务对象、潜在危害性的防范对象、有前科的控制对象和违法犯罪的打击惩治对象。社会治安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其应是主客同体，即任何人都应该既是治安的主体（供方）又是客体（受众），任何人不仅仅要负责自己私人治安，同时也必须参与公共治安，这才是完整意义的公民。但由于我们的综合治理还未能完全激发起社会力量，没能足够地唤起群众的治安主体责任感，造成了治安主客体脱节和警民“两张皮”的治安窘境。 “枫桥经验”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传家宝 　　“枫桥经验”是传统中国智慧与我党政治智慧共振的结晶。50多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2003年亲自到诸暨考察了“枫桥经验”，同年在纪念“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作出“充分珍借‘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