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特点论析.doc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特点论析 　　内容提要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很丰富，从系统性上看，体现出如下五个特点：鲜明的伦理色彩，强烈的使命意识；极端的二元对立，明确的精英取向；辩证的文质一体，单一的根本标准；零散的叙述模式，缺序的结构体系；直觉的断言推理，乏力的逻辑论证。 　　关键词 先秦 儒家 修辞思想 特点 　　作者池昌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是指通过先秦儒家典籍中表述的修辞观点的总汇而构成的系统，这些典籍包括哲学散文等，如《论语》《孟子》《荀子》《周易》以及《礼记》，也包含体现出浓厚的儒家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诗经》《左传》等。“先秦儒家修辞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虽然尚未有人提出，但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然而，系统地对此加以勾勒和概括的成果还不曾看到。通过笔者的考察，我们认为，先秦儒家修辞思想在总体上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鲜明的伦理色彩，强烈的使命意识 　　 　　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同步，古希腊也有一些圣哲对修辞作过论述，但与我国修辞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古希腊圣哲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在《修辞学》著作中就对修辞术作了清晰的界定：“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①该著的十九个章节，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修辞术”的表现、方法、功能等作了分析。与其定义相吻合，亚氏完全将修辞看作了一种能力或技术，即便偶或提及“美德”或“品质”等个人道德范畴与修辞的关系，②也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如他将“美德”界定为“似乎是一种能取得并能保持好东西的功能，一种能在任何情形下给所有的人许多重大的好处的功能。”③很显然，亚氏所说的能影响论辩效果的“美德”或“品质”适合于整个人类，具有普世性，并没有融进西方独有的某个宗教或哲学色彩的价值观念。与此不同，正如梁漱溟先生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位为“伦理本位的社会”④，儒家的修辞思想，虽然也有对修辞行为一般表现及其属性的认识，如关于修辞目的、修辞功能、修辞与时间、对象等语境因素的关联等，但其核心为：浓厚的儒家价值观念才是衡量修辞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关键标准。《周易》就鲜明地提出了“修辞立其诚”这一命题。它表明，修辞不仅具有工具意义，不仅仅是作为“找到说服能力”的手段，而是为“立诚”服务的。孔子再三强调的“谨而信”(《论语?学而》)、反对“巧言”，因为它可以“乱德”(《论语?学而》)，“鲜矣仁”(《论语?阳货》)，因为他认为“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儒行》)，只有“辞令顺，而后礼义备”(《礼记?冠义》)，否则，“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上》)另外，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小人就是两种相对立的人格，而且在修辞行为上也水火不容的――“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孔子闲居》)，“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荀子?哀公》)，孟子、荀子等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可见，在儒家哲学系统里，修辞不仅仅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而是带有浓厚文化内涵的哲学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本身就作为古典哲学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温科学对美国著名修辞学学者奥利佛的相关论述的介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⑤而我国著名修辞学家王希杰也对此作了很充分的说明，并认为这是我国传统修辞学的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地方。⑥郭友朋则据此认定：“在汉民族的文化心态中，潜伏着一种西方文化人士无法企及的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⑦陈炯则将上述属性概括为“伦理性”，⑧笔者认为这些论述都是有道理的。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的伦理色彩不仅表现在对修辞属性的界定上，还体现在对修辞效果的终极评判所确定的原则上。就古希腊修辞思想来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修辞(术)好坏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⑨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说服对方。也正因此，刘福元才将“说服和劝说”归纳为西方古典修辞思想中对修辞目的的评价准则。⑩与此不同，我国传统的儒家修辞思想对修辞价值的判断标准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那就是是否符合并有助于传达、实现儒家提出的基本思想和范畴，也即是否符合“仁”、“义”、“智”、“信”等理念(详见下文)。儒家修辞思想将儒家哲学范畴确定为判断修辞效果的基本原则，与其基本的哲学诉求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 　　与鲜明的伦理色彩紧密关联的是，先秦儒家修辞思想还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同西方古典修辞思想中将修辞行为的目的定位于技术层面不同，中国传统儒家修辞思想直接将修辞活动的形式、内容与哲学范畴甚至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儒家修辞思想里灌注了强烈的社会甚至政治使命感。这一使命感的具体内容就是不断强调修辞(“言”)在儒家先哲们视若生命的儒家理想及其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