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眼中地西方话剧.docVIP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话剧 一 尽管明朝中后叶就陆续有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给古老的中华文民带来了不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文化结构。但真正打破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状况，使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却是那场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伤痛的“鸦片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的吸引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也促使许多优秀的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学习西方，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在列强的枪炮面前，腐败的清政府也不得不学习如何与“洋夷”打交道，由此而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正式的外交官。虽然他们的主要从事的是各种外交事务，但比较起远隔重洋、只能通过各类文字资料和道听途说了解西方的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是较有发言权的。因此，虽然我国近代的文学翻译事业成绩斐然，而翻译的戏剧作品也不少。但是，最早真正了解、认识西方戏剧的，却是这些出访西方的外交官们。因为戏剧艺术的真正特点并非体现在剧本上，而是体现在剧场中。这决定了通过剧本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戏剧，而只有走进剧场，才会对戏剧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因此，只有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戏剧的“亲密接触”，西方戏剧才会真正呈现出迥异于东方戏剧的面貌。置身于西方社会的外交官们有机会比较贴近地了解西方的戏剧文化，从而以游记、日记的形式留下了不少关于西方戏剧的感性印象，使我们得以在一个多世纪后从那些东鳞西爪的文字中大致了解当时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话剧。 西方戏剧首先给他们留下深刻映象的，并非戏剧本身，而是它的演出场所：剧院。看惯了中式戏园、戏台、戏楼的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西方剧院的恢宏气势和巨大的容纳量。大清使臣曾纪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归途见大戏院，规模壮阔逾于王宫”。王韬曾见一剧院“四年尚未落成，则其崇大壮丽可知矣”。此外，王韬还记载了“提仰达”剧院“联座接席，约可容三万人”，张德彝记载“朗格戏园”“上下可坐一千六七百人”。黎庶昌对“巴黎倭必纳”剧院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了：“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优伶以二百五十人为额，著名者辛工自十万至十二万佛郎。” 黎庶昌：《西洋杂志》第479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样的剧院，自然和“观众…川流不息，品茶聊天，饮茶博戏”的中式戏园有天壤之别了。尽管这些文字具有不可否认的猎奇心态，但这些动辄耗资万千、历时数载修建的“崇大壮丽”剧院，一定曾让他们在心灵上也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让他们初步感受到了戏剧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吧。 黎庶昌：《西洋杂志》第479页，岳麓书社1985年。 比宏伟壮丽的剧场更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演员的地位和待遇。黎庶昌所见的“巴黎倭必纳”剧院 “后面楼房数十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 黎庶昌：《西洋杂志》第479页，岳麓书社1985年。，显示了“优伶”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曾随同李鸿章出访欧美考察的蔡尔康则特别指出了演员的社会地位：“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故观园主人亦可与冠裳者之列。”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51页，岳麓书社1980年。非但如此，在日本，一个下九流的戏子，居然“直与王公争衡”，这自然让官拜中堂的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大为意外。与中国社会传统对演员的歧视相比，演员在西方社会中所受到的隆厚待遇让这些宦游在外的外交官们惊讶不已，甚至满怀不解了。譬如王韬曾说：“习优是中国浪子事，乃西国以学童为之，群加赞赏，莫有议其非者，是真不可解矣。” 黎庶昌：《西洋杂志》第479页，岳麓书社1985年。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51页，岳麓书社1980年。 王韬：《漫游随录》第141页，岳麓书社1985年。 略微了解一下戏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揣摩、理解巍峨壮观的剧场以及相对优越的演员地位曾经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体验。 “戏”在我国的文化地位一直十分低下。康保成在他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中说： 汉字的“戏”字，本义为角力，后引申为嘻噱、游戏、玩笑、杂技等义，并由此派生出戏言、戏判、戏弄、戏法、戏狎、戏侮、戏娱、戏嘲、戏謔等词汇。这些词汇，足以概括宋元戏曲产生之前，古代戏剧或“前戏剧”表演形式的基本特点。“戏”还有假的意思。《吕氏春秋·重言》：“余一人与虞戏也”，注：“戏，不诚也。”不诚即假，既与开玩笑义近，又蕴含着假扮、代言、作戏的意思。《论语·阳货》篇云：“前言戏之耳”。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