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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曲子词音乐特色探讨 　　摘要:本文从敦煌曲子词的产生的历史、地域以及文学特点入手,结合它对燕乐发展继承性,论述了敦煌曲子词的俚俗浅易、清新活泼、鲜明生动的音乐文学特色。 　　关键词:敦煌曲子词;燕乐;词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18-02 　　 　　一九零零年,在我国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许多唐及五代时期的手写卷稿,燕乐曲子歌辞在那时就已出现在手稿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后人誉之为敦煌曲子词(或称敦煌歌辞、敦煌词)。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古诗词专家对敦煌歌辞经过艰苦的整理、发掘、编纂,已经辑录至七个大类、一千二百二十余首。其中《云谣集》三十首,到二十世纪后期任半塘先生编著的《敦煌歌辞总集》出版,成就斐然。敦煌歌辞最初只有一百余首,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孜孜以求,耗尽心血,从英法掠取者手中抄录使之完整起来。 　　考证资料表明:敦煌歌辞约创作于公元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作者,多为无名氏之作。语言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却清新扑面,虽然拙朴,但别有风趣。内容相当丰富,反映人民的生活习俗,思想情感,劳动斗争等广阔空间。它的风格朴素自然,满溢泥土的清香。浓烈的生活气息,文字绝不造作牵强,既没有细腻到婉约,也没有粗犷到豪放。这无疑是广大民众所追求的。敦煌词来自民间又为民众喜闻乐见并且广为传唱,这就是它的艺术价值全部所在。人们惊呼斯乃“千载不传之秘笈”,“研究词学之大幸”(唐圭璋);是诗歌文学上意义上的“椎轮大辂”(朱祖谋);“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郑振铎)。这些说明了什么呢?敦煌曲子词一经发现,文坛便寄予了极大热忱与期望。 　　敦煌曲子词发掘面世所提供的音乐美学价值完全堪于它自身的文学价值相媲美。在文学方面,敦煌曲子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当时的乐工、优伶。)在其音乐特色方面(曲调特点)却鲜有涉及。 　　初始的词是为歌舞服务的,能够和乐而歌。随着社会变迁、战乱、迁徙,歌曲的乐谱渐渐失传,也正是在此时,词和音乐慢慢脱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词最初之所以称为曲子词,正是由于它是作为歌辞和乐、载舞演唱的,《旧唐书》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开元盛世,政治经济的发展,给音乐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理想环境。唐代曲子在寻常巷陌都可以找到它世俗的声音,都市里的乐师和优伶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亦即利用现成的曲调填词,编创了大量带有长短句的歌词,错落参差,这就是最早的词。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源于民间的词要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早几十年。它实际上就是燕乐歌唱的产物。 　　曲子词来源于民间,俚俗浅显、活泼明朗。隋唐之际发展而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即宴饮之乐,为酒宴助兴所奏唱。表演者均为下层乐工、歌舞伎。隋唐建立了完整的宫廷燕乐体制。我们说敦煌曲子词的音乐是燕乐的发展,燕乐曲调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来自边地少数民族及域外各国。唐时西域音乐大量传入中原,被称为“胡部”。《羯鼓录》记有131曲,大部分是外来曲。许多外来曲被用作词调,如《望月婆罗门》、《苏幕遮》出自天竺(印度)乐,《拂?H》出自拂?H(东罗马)国乐,据吐蕃乐曲创作的《赞浦子》,有些从曲名可看出来自南北边疆少数民族,如《胡捣练》、《胡渭州》 、《菩萨蛮》、《八拍蛮》等调,有些乐曲冠之以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因此有些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地域特色。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地区都是唐朝西北边陲。这些外来音乐构成燕乐的主体部分,使其具有了浓郁的异国风情。二是产生于民间的土风歌谣。隋唐许多曲子都来源于此,如《杨柳枝》就是一首隋时广为流传的民间“怨调”。何光远《鉴戒录》载:“《杨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它有四个七言组成,在每一句间与句末加帮衬,称 “和声”。敦煌曲子词表现了唐代歌曲艺术的创作繁荣。无论是在广泛传唱中,还是在发挥其娱乐作用之时,都加强了它“杂用胡夷里巷”的新颖、生动、通俗的艺术表现力。敦煌曲子词所显示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也可以窥见唐代民间俗乐的发展态势